学子故事 | 经历疫情下的低谷与绝望，狂揽耶鲁等13项名校录取

邓越骞大学四年，疫情陪伴他两年半。

刚进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时候，邓越骞就被往届毕业生亮眼的国际化升学数据所鼓舞。理所当然地，他相信：我也会是其中一员。

待选完专业、进入生物系学习，他发现，生物信息专业的毕业生升学质量较全校数据更为优异，一届一届的学长学姐，踏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全球顶尖名校升研之路。

邓越骞喜欢“拆解”学长学姐们的成长案例，从中他发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关键词：SURF暑期科研、iGEM国际竞赛、知名院校的“夏校”项目、科研类实习……

“看了前面同学的案例，我感觉到榜样的力量。我也想试图按照他们的路径走。”

大二寒假前夕，他兴致勃勃规划起自己的蓝图：

“我非常好奇，应该怎样把大二暑假安排好？我把学校里能联系到的学长学姐都问了一遍。”在同学的帮助下，他联系到一份实习；对国内外各种暑研机会，他不断分析比较、着手准备申请……

“这些计划，最后因为疫情，一件都没有实现。”

2020年春天，他在家上了一学期的网课。秋季返校后，学习状态始终调整不过来，“有种比较虚无的感觉。”直到期末考试，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失利，当头一棒，从踏出考场的那一刻起，他醒了。

在绝望中徘徊的日子，他曾经问生物系的孟佳老师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届，会不会是最差的一届？”

关于这个问题，经受疫情考验、狂揽耶鲁大学等13项顶级名校录取的邓越骞，和同学们一起给出了答案。

以下是邓越骞分享的故事。

“我喜欢自己设计一点学习方法”

疫情发生前，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挺顺的。

我老家在山西晋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对我说：“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朋友。”在自由、受尊重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对于学习，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从中学起，我就喜欢自己设计一点学习方法、学习思路之类的。但这和当时的环境并不匹配，因为你很难有自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在初高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得心应手过。

高考出分后，抱着“与其上一所普通211，可能来西浦更合适”的想法，我来到了西交利物浦大学。

以前我曾想象：大学是类似于“高中的升级版”吗？来了后发现，西浦完全是一种“自己寻找自己生活方式”的模式。有了更合适的环境，我的想法可以更好地实现了。

新生报到后不久，我一个人去了趟图书馆。

走到门口闸机，我看到前面的人好像在刷ID卡，我也跟着刷了一下，就进去了。第一次进图书馆，找了一两本书看，当时就觉得：这地方挺好的，我喜欢。

在同学中，我可能算不上“学霸”，但我肯定属于“在图书馆待得时间比较长”的那类人。

（图为邓越骞拍摄的西浦图书馆）

大学的学习进度明显比高中快很多。比如有一节数学课，老师说这节课的量放到高中可能得教一个月。我逐渐演练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做好预复习、作业提前做、多去图书馆，学习还算得心应手。

记得大一第一门微积分考试，我考了班级前五。我进校时的高考分数并不高，这次的突破是一个关键点，让我觉得“后面可以学”。

“跳上去需要额外的时间精力”

大三的“危机”爆发时，我同时面临几重压力：课业、科研，还有英语。

我的英语基础比同学弱一些。山西省的高考是不考英语听力的，我们高中三年都没有练过听力。进校做英语能力评估时，我连老师介绍的考试流程都听不太懂。

到了EAP（学术英语）课上，我主动坐到靠前的位置，这样和老师的交流互动比较多；下了课，有什么问题我就当场问，或是提前写好作业、向老师寻求建议——最开始确实紧张，问问题之前先在纸上用英文写下来才敢开口——而老师总是很积极、耐心地引导我，即使我说得不清楚，他也能听懂。

西浦三年多的积累，让我的英语能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特别是整体思维能力的进步。因为西浦给的环境足够好，上完两年EAP课后，大家整体的英语水平都会上去，很快能达到用英语和老师交流、用英语做汇报做演讲的要求。

不过，我和同学之间的“相对距离”依然存在。比如身边有同学，考托福一次就过，这让我对自己也产生了高估；事实让我受了点打击——想要消除落差、想要“跳上去”，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

托福和GRE考试需要训练量的累积。结果就是大三的我“在夹缝中求生存”，短短几个月内要把托福提升到理想分数。

那段时间，所有没准备完的事情、没做完的题目，就像海浪一样拍打上岸。

“死里逃生”

最大的压力，从大三第一门课考砸开始。

当时一考完数据库，我就觉得问题很大。我发现自己落下的东西太多了。我下定决心，从第二天起，把自己切换到一个主动的、紧张的状态：做好复习规划、做好时间管理，每天都是冲刺状态，一天的空闲时间甚至压缩到只有五分钟……

当我死里逃生地把后面几门课都拉上来，差不多到那会儿，才结束了疫情对我的影响。

后来考试出分，数据库那门课，我排在本专业前三四名，其实不算差。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紧迫感被唤起了。

我发现，当我调整到一个非常高效、非常亢奋的状态，之前看起来高渺的那些目标，变得都可以实现了。

（图为邓越骞所在的散打社合影）

有一次和孟佳老师聊天，他说我们这届的申研情况很不错，包括上一届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些顶尖的学校没有够到，比如耶鲁。我当时就留了个心——我想试一试冲刺耶鲁，万一试出来的话，也能为后面的学弟学妹开条路。

我保持了一整年高强度的战斗状态，直到去年12月申研出结果——

我陆续收到耶鲁、卡内基梅隆、约翰·霍普金斯、伦敦大学学院等名校的13项研究生录取。

补齐最后一块短板

受疫情影响，我的科研经历确实没有前几届同学那么完整。

大三暑假前夕，我联系孟佳老师，申请进入他的实验室做科研。孟老师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机会，给我安排了一个和我的申研方向很对口的项目。

这是一个关于RNA修饰，生物测序技术和计算机领域的交叉课题。从课堂上学过的基本知识，转化到解决科研问题，前期适应还是有一点困难。在博士生学姐的帮助下，我自学网课资料，去理解计算机所需的逻辑和数学语言，把机器学习工具这部分内容自学起来。

暑假过后，在孟老师的建议下，我延续这个课题方向，把它拓展成我的毕业论文，继续往下推进。

这成为我本科期间一段非常关键的、正式的科研经历，也成为申研时的很大优势。

打破雕像，把碎片铺成通往未来的路

曾经关于未来的设想和计划，就像一尊高大而精巧的雕像。那是一个大学新生很乐观、很理想的状态。

但大学生活并不总是一路高歌猛进。当各种压力堆叠，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当时觉得难度巨大甚至绝望的瞬间。

但我可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目标很大，怎样才能把它从抽象的概念分解成可以实现的具体目标？

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可是当我埋下头专心做事的时候，我已经没那么浮躁了。就像雕像破碎之后，化作了粗糙厚实的路面，让我踩着一步步往前走。

在收到的13个研究生offer中，我选择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生物学专业，今年秋天将前往美国深造。

关于未来，我不轻易恐惧了，不是我变勇敢了，而是我知道有的恐惧是假的。

正是在高点和低点的碰撞里，才决定了我未来将去向哪里。

（记者：石露芸 王璐谣 图片提供：邓越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