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过一本线到剑桥录取：一个小透明的西浦变身记

偏见和透明人

大一假期回到高中母校，熟悉的老师会问起熊卓然上了哪个大学，她会很小声的说“西交利物浦大学”。

几年前，在熊卓然的家乡贵阳，家长和学生对西浦的主流印象还是学费贵，过了一本线就能上。

在大部分人心目中，说起一所大学，人们往往先问录取分数、标签和排名。985、211、双非，像一套排好序的坐标。西浦并不在这套人们熟悉的坐标里。

熊卓然的英语特别突出，她和家人早在高考前就关注到了全英文教学的中外合作大学，并且把西浦视为适合自己且理想的目标院校。

然而，她也很难跳出这一普遍社会评价的影响：“我仿佛是高考比赛中的失败者，不得以才来了这所学校。”

从比较闭塞的西南内陆来到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苏州，熊卓然在西浦的第一年都在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她在持续的观察，有一些胆怯和局促，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感觉好像我可以在这里当一个透明人。”

悄然发生的变化

大二返校，拖着行李走出地铁松涛街站的那一刻，熊卓然突然产生一股强烈的感受：“我回家了！”

在过去的300多天里，有一些事、一些人让变化悄然在她身上发生。

在西班牙语课上，老师Mikel García看着不敢开口的学生，热情地鼓励道：“你就是来犯错的，我的工作就是把你教会！”

熊卓然发现，只要她回答问题，老师就会鼓励；即使说的不对，老师也会让她感到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卓然和西班牙语老师Javier，María和Sara）

在数学课上，她知道自己的数学不好，所以每次都坐第一排。她记得在一个学期数学期末考试的前一天，她还在努力复习，但有一道题怎么都不会做，她试着给任课的包津榕老师写邮件希望老师能回复讲一下解题思路。

大概5分钟之后，包老师就回邮件了，附上一个腾讯会议链接，说“你进会议室我给你讲。”

她旁听了刘丽英老师一学期的微积分课，也会在office hour的时候找刘老师答疑。刘老师温暖如春的态度给了起初有些惴惴不安的熊卓然许多勇气。

结课的那天，她给刘老师写了一张小纸条表达感谢。“你知道吗，那张小纸条被刘老师钉在她办公室的墙上！”熊卓然有些激动地说。

（卓然与包津榕、刘丽英老师）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鼓励和托举，让我感觉自己慢慢地被撑起来；我是被接纳的、被鼓励和爱滋养着。”

“我回家了，我不再感到害怕。”

对西浦的感觉变了

马上就要升大三了，熊卓然和一个关系很好的姐姐聊天。在她眼中，姐姐十分优秀，在香港读完了本硕博。两人闲聊间，姐姐听到她在西浦读书，便说：“为什么说那么小声，西浦是很好的大学啊！大家只是对它不够了解。”

“那一刻突然有点醒过来的感觉，” 熊卓然回忆说，“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对西浦的感觉变了，我也变了。”

“我的大学很棒，我也很好。”

挑战教授的学生

Eddy Fang教授正在他的办公室，这是他的office hour时间。

熊卓然按照预约的时间走进教授的办公室。她先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紧接着开门见山地说：

“我觉得你这样的讲课方式不行。”

发生了什么呢？大三下这学期才上了一节课呀。方教授这学期为他们讲授国际发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这门课。

原来，Eddy在课上旁征博引，他的英语语速又快，学生们一下子跟不上。下课后，熊卓然看到都有同学受挫到抹眼泪了。

Eddy并没有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问：

“你能告诉我你觉得哪里不好吗？”

“你为啥不照着PPT讲？PPT上的理论本来就看不懂了，你语速又快，我们跟不上。”

“你课前读阅读书目了吗？”

“我预习了PPT讲义。”

教授先分享了他上大学时，每次课前都要读许多阅读书目；并且跟她讲英式教育倡导的是学生在课前先阅读和思考，上课带着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想法来讨论和交流观点，“我讲的不一定都对，你也有你的道理，你们也可以来挑战我的观点。“

“哎，但你来自剑桥诶！可我是谁啊……”当时熊卓然心里冒出了这句话，但自此之后她默默地改变了学习方式。

（卓然与Eddy Fang教授，方教授亦是她的毕业论文导师）

“感谢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这非常需要勇气。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再聊聊你们的感受有没有变好一些。”在她要离开时，方教授对她说。

熊卓然惊讶于方教授的包容和谦虚，更受到鼓舞。后来在这门课的小组作业选题中，挑战了最难的“区块链”主题，她和组员们一起啃，最后拿了80多的高分。

（卓然和同学预订了FB的一个小教室，黑板上写满了小组作业的不同切入点和思路）

类似这种不断的正反馈，让她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每次目标定高一点，不管这个事情最终成不成，都能在这个过程中极大锻炼自己。”

考试、申请文书和毕业论文

到了大四，申请文书和毕业论文同时压了过来。

熊卓然评估后决定不找中介。

找中介貌似省力，尤其是在大四课程、考试、毕业论文都很密集的时候，固然费用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她感到那些千篇一律的文书并不能帮助她说清楚“我是谁”。

熊卓然说，“不像有的同学，我没有丰富的竞赛、科研项目和实习经历可写。”坐下来写文书时，她必须不断追问：我到底有什么？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个方向？哪些经历真的说明了我是谁？

好不容易写出一版。她把文书带去给就业办公室指导升学的老师看，老师会直接指出哪里不够清楚；再带去学术能力发展中心(ALC)，和老师一起改逻辑和语言表达。一个时段不够，她就再约下一次。

有一段时间，她频繁预约不同老师的辅导时间，反复跑办公室，改一版，再推翻，再改一版。

这样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也给她带来很强烈的冲击。有一次，从老师办公室出来，实在是快被挫败感击倒，她坐在CB楼下一处花园的长椅上，深呼吸了半个小时直到平静下来，她继续重新开始。

（即将毕业的卓然再次回到那处花园长椅）

与此同时，FYP（毕业论文）也在进行当中。

一开始，她对FYP选题毫无头绪，甚至问导师Eddy Fang教授：“要不您给我指定一个吧。”在过去大部分的学习中，她最熟悉的就是被安排。

方教授只是笑了笑，鼓励她要多读书读文献，要去思考，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题目。

“从大三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去挑战难的事情，选FYP方向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开始她就选了很有挑战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方向，天天泡在图书馆里阅读，找自己感兴趣的议题。

找到的第一个议题偏社会政策，导师反馈说你的思考很有价值，但FYP有它的要求，你的研究题目必须是与商科有关的研究。

第一次选题失败了。好，那就再找一个。还好有了一些读文献、找选题的经验，她很快关注到了“母职惩罚”这个大主题。

这次的选题受到了导师的肯定。高兴了没多久，在一次office hour的交流中，冯颖博士听完她的研究设计后指出其潜在“致命”的逻辑风险。

她在做了相关研究后，发现这真的可能是个“死结”。

带着第二个选题可能又要“胎死腹中”的恐慌，她又去找Eddy讨论。

“我觉得你这个选题非常有潜力，其实你这个思路也能做。”方教授给了熊卓然一本书Everyday Poli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而这本书里的研究方法也成了熊卓然FYP的主要研究框架。

（这是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ainst Women的扉页，卓然说这句话贯穿了她的毕业论文）

之后她又经历了几次“啊，完蛋了，这个研究做不下去了”、“啊，又有办法了”——推翻了又重建的反复。

而每到她感觉要进死胡同了，方教授几乎都会鼓励她：“我觉得你的方向是ok的，但我们可以加一些其他方法让它更好。”

经过这样反复的磨练，熊卓然在大四的第一学期跌跌撞撞完成了课业、申请文书和FYP。

“当你把这些事做完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可以做到的！I can do it even with a broken heart. 然后就感觉自己成长了好多！”说完，紧接着听到她爽朗的笑声。

熊卓然沿着这个研究兴趣深挖下去，并延伸到了硕士的申请方向。她陆续收到了剑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的发展研究硕士录取，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硕士录取。她关心的是如何去评价一个政策，通过关注政策如何落地、如何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如何去持续优化政策，从而改善个体的福利。

在毕业之际，熊卓然洋溢着骄傲和希望，她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大方地说出： “我来自西浦，西浦是我的底气，我会带着这份勇气和满满的爱在未来做得更好！”

（记者：寇博  摄影：段精睿  部分图片提供：熊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