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yush Tiwari(皮尤什·蒂瓦里)现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房地产学教授,同时担任《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主编及Property Research Trust受托人。他曾任印度基础设施发展金融公司(IDFC)政策总监,与印度中央及各邦政府合作制定城市基础设施私人融资政策。他在房地产与基础设施领域著述颇丰,并于2016年和2025年两度担任亚洲房地产学会主席。其近期研究聚焦住房可负担性、住房对家庭福祉的作用、“建后出租”模式(Build-to-Rent)、基于土地的融资机制,以及净零城市相关政策。他的研究成果为多国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并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等机构引用。他是联合国人居署旗舰报告《2026年世界城市报告:全球住房危机——行动路径》的共同作者。
皮尤什·蒂瓦里 Piyush Tiwari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房地产教授
Piyush Tiwari(皮尤什·蒂瓦里)现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房地产学教授,同时担任《Journal of Property Research》主编及Property Research Trust受托人。他曾任印度基础设施发展金融公司(IDFC)政策总监,与印度中央及各邦政府合作制定城市基础设施私人融资政策。他在房地产与基础设施领域著述颇丰,并于2016年和2025年两度担任亚洲房地产学会主席。其近期研究聚焦住房可负担性、住房对家庭福祉的作用、“建后出租”模式(Build-to-Rent)、基于土地的融资机制,以及净零城市相关政策。他的研究成果为多国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并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ADBI)等机构引用。他是联合国人居署旗舰报告《2026年世界城市报告:全球住房危机——行动路径》的共同作者。
澳大利亚住房之谜:
一个崇尚自有住房、房价从不下跌的国家
对话导言
过去二十年来,澳大利亚房价几乎一路上行,既经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也挺过了新冠疫情,始终未出现持续性的价格回调。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难以实现住房自有,代际财富鸿沟不断扩大;而转向租房的人,则面对供给日益趋紧、租住保障不足的租赁市场。本次对话邀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Piyush Tiwari教授,共同探讨该国住房可负担性危机背后的深层驱动因素、地方规划体系与私人土地所有权对供给形成的结构性制约、住房金融与银行行为在持续推高房价中的作用,以及澳大利亚可能开辟新路径的方向——包括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以及由大学辐射带动的创新园区。
本对话完成于2026年7月10日。
1. 当今澳大利亚住房领域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有哪些?
住房可负担性如今被普遍视为澳大利亚住房领域的核心问题。房价上涨速度远高于家庭收入增长,使自有住房越来越难以企及,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更是如此,由此不断拉大代际财富差距。这已经造成严重的代际住房不平等,而其核心在于:自婴儿潮一代以来,住房投资一直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渠道。年轻人被挡在住房所有权之外,也就失去了一条重要的长期财富积累路径。与此同时,问题早已不只存在于购房市场:租金的大幅上涨,使原本被视为买不起房者“可负担退路”的租房,也变得更昂贵、更缺乏保障。
这两方面问题背后,是住房供给长期不足。新冠疫情扰乱了建筑供应链并推高建造成本,随后利率上升又进一步削弱了新项目的可行性。更深层的结构性制约包括:地方开发审批周期过长,高需求地区的开发机会有限,可用土地不足,以及土地用途规划限制。这些因素相互强化,形成一个持续推动房价长期上涨的增强回路(见图1)。因此,今天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住房可负担性危机,并非某一环节单独失灵,而应被理解为复杂交织的结果:一方面,住房财富日益金融化;另一方面,住房供给体系又无法在多个层面同时跟上需求。
图1 澳大利亚——选定住宅房地产价格指数(2010年 = 100)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2026,《住宅房地产价格》,
BIS WS_SPP 1.0 数据集,https://data.bis.org/topics/RPP/BIS%2CWS_SPP%2C1.0/Q.AU.R.628)
2. 在住房短缺问题已得到广泛承认的情况下,哪些结构性障碍仍在阻碍供给扩张?
首先,澳大利亚的住房治理主要置于三级政府体系之中,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见表1);其中,规划和开发决策在州政府制定的框架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议员直接对拟开发地区的现有居民负责,因此形成了明显的“邻避效应”(NIMBY,即“别建在我家后院”):当地居民往往反对在附近兴建大型项目,而依赖选民支持的地方政府,也缺乏违背居民意愿批准项目的动力。对于地方议员而言,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开发项目而输掉选举,是他们不愿承担的现实风险。
在成熟社区中,高密度公共住房或社会住房项目尤其容易遭遇强烈反对,居民担忧其会对停车、绿地、安全和社区风貌产生不利影响,尽管这些住房的设计早已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历史上常见的高层塔楼形式。在地方政府辖区内,私人开发商对可负担住房的贡献,主要是在规划审批过程中与地方议会协商确定;州政府或联邦政府通常并不介入,也缺乏一套协调一致的全国住房战略。
其次,规划法规进一步加剧了问题。例如,停车位配建比例仍建立在已经过时的汽车拥有量假设之上,没有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内城区居民如今开车更少,更依赖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然而,开发商若不满足这些过时标准,就无法获得审批。这会给位于城市或内郊、原本停车需求较低的“建后出租”(Build-to-Rent)项目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城市地区的土地用途分区也进一步限制住房开发,因为住宅项目必须在同一块土地上与价值更高的办公、零售或其他用途竞争,而后者往往能出更高的价格。而规划体系中缺乏专门针对可负担住房的土地用途类别,也对其供给产生了限制。私人土地所有权高度碎片化,即便是在已划定为公共交通导向型增长的地区,也会拖慢高密度开发所需的地块整合,因为开发商必须在开工前分别与多个业主谈判。
此外,开发商与规划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开发商掌握更充分的市场数据,不仅会增强开发商的议价地位,还拉长审批周期,因为双方往往要围绕项目设计和可负担住房配额反复协商。也有少数较为积极的外郊地方政府采取更具协作性的方式,支持大规模总体规划社区项目,同时提供出租住房和自有住房;但应注意的是,外郊土地更充裕,协商也比内城区更容易。
表1 澳大利亚三级政府与住房相关的职责分工
(来源: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2011)
3. 澳大利亚的可负担住房和社会住房主要由谁来建设?为什么政府一再承诺增加更多的可负担住房,但实际交付量却总一直低于承诺?
在澳大利亚,选举期间提出增加住房供给的承诺十分常见,但实际交付量却持续低于政策目标。其根本约束是结构性的:住房建设主要由私营部门主导,但补贴往往难以获得,而政府自身又缺乏大规模建设的能力。因此,私人开发商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成本与风险;与此同时,“可负担住房债券聚合器”(Affordable Housing Bond Aggregator)等融资机制,仅向开发社会住房的社区住房提供机构(Community Housing Providers, CHPs)开放。
然而,社区住房提供机构自身财力有限,难以在土地市场上参与竞争,这进一步制约了可负担住房的大规模供给。可负担住房因此越来越依赖公私合作、政府提供土地,以及通过分区规划政策划定并保障专门的土地供给。由于城市中心区土地稀缺且昂贵,私人部门提供的可负担住房往往集中在城市边缘,由此造成住房区位与就业机会之间的错配,尤其影响依赖可负担住房供给的关键行业从业者。城市边缘地区公共交通连接较弱、社区基础设施不足,也进一步降低了住房的可达性与宜居性。
政策承诺与住房实际成果之间的差距,还因政策不确定性和机构能力不足而进一步扩大。政策变化以及有争议的改革,会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与问责机制;随着住房危机恶化,“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和移民等议题的政治关注度也不断上升。负扣税(见图2)一直是澳大利亚住房政策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因为它允许投资者将符合条件的出租物业亏损,与其他应税收入相抵扣。相比之下,尽管移民经常被认为是房价上涨的推动因素,实证证据却表明,其影响在空间上呈现在特定区域较为集中的特点,并不足以解释整个城市范围内的房价上涨。
更重要的供给约束来自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和冗长的规划审批程序。机构能力同样是一项关键挑战:许多规划主管部门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无法更新已经过时的规划标准和规则,这也使政策承诺与住房实际交付之间的差距长期存在。
图2 热门房产:负扣税与资本利得税(2016)
来源:https://grattah.edu.au/report/hot-property/
4. 是什么支撑了澳大利亚房价的增长长期保持坚挺?这对租房者和年轻一代会产生哪些长期后果?
澳大利亚房价呈现出可以称为“长期结构性上涨”的走势:自2000年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市场从未经历过持续性下跌。即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房价都出现大幅调整,也基本没有撼动澳大利亚城市房价。如今,房价收入比大约在7至8之间,通常被视为“严重不可负担”的水平;然而,市场对于房价回调的预测却一次次落空(见图3)。
首先,部分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具有较强韧性。无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经济都保持了相对稳定,使家庭即便面对不断上升的住房成本,仍能继续偿还按揭贷款。从根本上说,高房价之所以长期维持,反映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结构。政府政策长期优先支持住房自有,住房不仅是居所,也是家庭财富最主要的储存载体。因此,政府往往不愿支持可能导致房价下跌的政策,因为房价下降容易被视为政策失败,也可能削弱年长房主的退休保障,他们的财富高度集中于住房。由此,需求侧激励往往比增加供给或促使价格纠偏的改革,更容易获得政治支持。
其次,金融部门也加剧了住房可负担性问题。近期研究表明,澳大利亚银行收取的住房按揭利率高于充分竞争市场应有的水平,从而推高借贷成本,而低收入借款人承受的负担最重。这种定价格局得以维持,与银行业高度集中、监管层对按揭定价关注有限有关。与此同时,较为保守的贷款价值比(LTV)和完全追索权贷款制度,为银行避免了相当一部分金融风险,降低了其改革定价机制的压力。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住房可负担性难题进一步固化,也阻碍了系统性变革。
而这一住房体系的成本,会更多由租房者和年轻一代承担。租赁住房供给依然受限,住房质量参差不齐,短期租约也只能提供有限的居住稳定性。与上一代相比,年轻家庭通过住房自有实现财富积累的机会已显著减少。虽然部分家庭会为购房首付提供支持,但这种帮助总体有限,未来能够继承多少住房财富也越来越不确定。因此,预计澳大利亚年轻人在将来退休时所拥有的财富,会明显低于前几代人。现有金融与政策框架继续偏向既有房主并支撑高房价,使这些结果进一步加剧,也不断扩大代际不平等。
图3 国际房价收入比:1987/1992年至2024年
(来源:《Demographia国际住房可负担性报告》,2025,https://www.newgeography.com/files/Demographia-International-Housing-Affordability-2025-Edition)
5. 移民是推动住房市场变化的关键因素吗?其影响究竟有多大?经济活动的哪些空间与功能特征值得重点关注?
移民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住房供应量最紧张的城市。几十年来,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帮助维持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并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然而,大多数移民仍集中在墨尔本、悉尼等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比如中国移民确实会增加住房需求,但其影响并没有普遍想象的那么大。移民总体较为年轻,尤其是持临时签证者,在购房方面还面临额外障碍,包括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税费,以及难以获得银行正规融资。因此,他们通常会在租赁市场停留较长时间后才购房,这意味着移民对租赁市场的影响,远大于对自住住房市场的影响。
从更广义的外国投资来看,其适用的是一套独立的监管框架:购房须经过国家投资审查程序批准,并可能被征收额外税费;而永久居民为自住购房时,不论国籍,均按本地买家对待。针对投资性房产征收的土地税,以及针对空置住房征收的空置税,旨在抑制投机并提高住房使用效率,但两者适用范围都较有限,对投资行为和市场结果的实际影响也相对温和。
除了移民,更根本的挑战在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就业和人口仍集中于少数大都市地区,而许多地区缺乏支撑人口长期定居所需的产业基础。制造业衰退进一步强化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在这些城市中,自动化和数字技术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和工资,却减少了对常规岗位和入门级岗位的需求。当住房供给缺乏弹性时,城市高收入群体的集中会进一步推高房价。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这一转型,就业结构可能日益两极分化,年轻劳动者获得稳定、高薪职业的机会受到限制,其负担住房成本或积累住房财富的能力也将随之削弱。
通过公共投资建设知识经济园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可能是一条可行的出路。中国的产业园区、英国的牛津—剑桥创新弧以及美国硅谷等国际案例表明,以大学为核心的创新片区能够带动就业和投资,但若缺乏城市建设和有效管理,也可能恶化住房可负担性。澳大利亚大学已经通过校园扩建项目和科研园区建设发挥作用,但与中国或日本等国相比,澳大利亚在统筹建设由大学引领、将住房、交通和社区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园区方面,投入仍明显不足。扩大此类立足具体地区的投资,有望推动经济活动走出墨尔本、悉尼等中心城市,实现更广泛的空间分布,从而也能同时支持长期住房可负担性和更均衡的区域发展。
对话合影:Piyush Tiwari 教授与 Yunqing Xu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