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不作为”的循环:通过责任共担与数据联动,助力国家资源对接地方实际

打破“不作为”的循环:通过责任共担与数据联动,助力国家资源对接地方实际

Robert P. Ndugwa 博士

联合国人居署数据与统计主管

人物简介:Robert P. Ndugwa 博士是一位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学家,负责领导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数据与分析工作。他统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的全球监测与报告,并担任城市统计领域的技术负责人。他的工作包括协调全球城市监测框架、国家城市样本、地球观测工具以及城市观测站建设。他参与撰写多份国际报告和同行评议研究,并就如何运用立足地方实际的证据、创新与数据开展规划和制定城市政策,为城市和国家政府提供建议。

打破“不作为”的循环:

通过责任共担与数据联动,助力国家资源对接地方实际

 

对话导语

全球住房危机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矛盾:许多国家仍在持续增加住房供给,但住房短缺、负担不起、非正规住区扩张、无家可归以及住房空置等现象却可能同时存在。因此,问题并不只是建造了多少套住房,还在于住房是否建在合适的地点、有可负担的价格、产权是否有保障、服务是否完备,以及居民能否便捷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机会。

本次对话邀请联合国人居署的Robert P. Ndugwa博士,共同探讨为何数十年的行动仍未弥合住房缺口,土地、法律和金融如何影响住房可负担性,国家政策为何必须与地方知识相衔接,以及城市观测站如何将碎片化信息转化为集体决策。对话以“住房是一项基本权利”为出发点,并进一步探讨数据平台与人工智能如何支持更具针对性的地方行动。


1. 《2026年世界城市报告》将全球住房危机描述为“数十年不作为”的结果,即便各国仍在持续建设新住房。这里的“不作为”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住房危机并非新近出现,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据联合国人居署近期开展的全球评估估计,全球多达34亿人无法获得有保障、安全且适足的住房,其中超过10亿人居住在非正规住区。这些数字表明,当前缺口并非暂时性的市场失衡,而是需求增长速度长期快于有效、可负担且适足的住房供给。

其次,“不作为”并不意味着没有建设任何住房。而是指住房往往没有被作为一项持续性的政策重点;金融与法律工具未能与需求规模相匹配;新增供给也未必惠及受排斥最严重的人群。如果新增住房价格过高、区位不佳,或与青年、残障人士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脱节,那么一个国家即使每年都在增加住房数量,危机仍可能进一步加深。

第三,住房危机在不同地区也呈现出不同形态。在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住房可负担性与住房质量、产权不稳定以及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区的扩张交织在一起。在许多全球北方国家,最主要的压力则是进入住房自有市场或继续留在租赁市场的成本,尤其对刚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家庭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住房可负担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其作用机制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会因地区、国家和城市而异。

这也是为什么实证资料和数据必须同时具有针对性和地方性。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比较有助于把握总体格局,却也可能掩盖城市与社区之间的显著差异。有效行动首先要明确:谁需要住房、需要什么类型的住房、需求集中在哪里,以及怎样的价格才真正可负担。缺少这种诊断,广泛的住房供应计划可能只是增加住房存量,却无法缩小最需要帮助人群所面临的住房缺口。


全球住房危机中相互交织的构成要素

图1 全球住房危机中相互交织的构成要素

来源:UN-Habitat(2026),《World Cities Report 2026: The Global Housing Crisis》,图1.2,第6页。

官方来源链接: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6/05/wcr_2026_chapter_1.pdf#page=7

2. 如果住房不适足并不只是资金短缺造成的,那么最关键的结构性制约是什么?政府又应如何降低住房交付风险?

首先,融资固然重要,但它只是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在一些国家,最具约束力的问题是取得土地或房屋产权证的成本和复杂程度;在另一些国家,历史形成的土地制度、缓慢的登记流程、限制性规定、高昂的建设成本或昂贵的住房抵押贷款,共同阻碍了住房供给与获得。这些因素相互作用:高地价推高开发成本,法律不确定性增加风险,昂贵的融资又进一步降低建设和购房的可负担性。

土地往往是政府最有力的政策杠杆。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区位良好且基础设施完备的土地,简化产权安排,或降低前期拿地成本,就能切实降低可负担住房项目的交付风险。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将公共资产转让给开发商,而是通过土地政策,为原本会被排除在外的家庭实现界定清晰的可负担目标。

其次,政府还可以降低融资风险。贷款担保、首损支持、面向明确目标群体的利息补贴,以及政府对项目前期阶段的支持,都有助于增强商业贷款机构的信心。对于具备收入潜力但缺少信用记录的年轻家庭,限期担保可以帮助其进入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对于住房供应主体,公共土地投入或融资兜底可以减少开工前必须投入的资本。

因此,最有效的安排是一种角色清晰的合作关系。政府需要启动进程、设定公共目标,并承担市场无法合理承受的风险;私营部门可以提供交付能力和投资;市民与社区组织则有助于界定真实需求,并检验拟议方案是否切实可用。重点不是由某一主体取代其他主体,而是通过公共行动改变条件,使三方能够共同协作。


降低可负担住房交付风险的公共政策杠杆

图2 降低可负担住房交付风险的公共政策杠杆

来源:World Bank(2020),《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Investment and Delivery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第61页;转载于UN-Habitat(2026),《World Cities Report 2026》,图8.7,第224页。

官方来源链接: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6/05/wcr_2026_chapter_8.pdf#page=19

3. 国家与地方政府应如何划分并共担职责?为什么次国家级数据至关重要?

住房需要多层级治理,因为不同层级掌握着不同能力。国家政府通常更适合建立法律框架、调动资金、制定总体标准并协调重大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和城市领导者则更贴近居民,更了解需求在哪里发生变化、社区如何运转,以及住房与道路、公园、学校、医疗设施和其他日常服务之间的联系。

最有力的模式,是将国家层面的能力与地方知识连接起来。国家政策和资源应为地方政府赋能,使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设计和实施应对方案。即使住房由中央统一管理,国家部委仍需要建立正式渠道,吸纳城市层面的证据,并与地方机构、社区和市民协作。否则,中央项目即使资金充足,也可能与其落地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相匹配。

数据也应遵循同样的分层结构。国家统计对于比较和问责不可或缺,但全国平均值往往会掩盖地方住房压力。城市需要掌握按不同维度细分的信息,包括家庭特征、产权类型、住房质量、成本、空置情况、服务可达性和未来需求。地方数据随后可以向上汇总形成国家图景,而不应以国家层面的总体图景替代对地方情况的理解。

检验证据是否有效的实际标准,在于它能否改变决策。数据不仅应帮助城市确定需要建设多少套住房,还应明确建设什么类型、位于何处、服务哪些群体,以及需要配套哪些基础设施等。当证据与预算编制、土地配置和项目时序相衔接时,它就成为治理的一部分;如果证据只停留在地方部门并未使用的报告中,就很难对住房结果产生影响。


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化多层级治理体系动态示意图

图3 可持续发展目标地方化多层级治理体系动态示意图

来源:UN-Habitat(2023),《Multilevel Governance for SDG Localization》,“A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s for SDG Localization”,第26页。

官方来源链接: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5/mlg_for_sdg_localization_final_report.pdf

4. 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观测站提供了知识共享平台,它们如何将碎片化数据转化为切实的政策影响和城市发展成效?城市又应如何围绕数据共享建立信任?

城市观测站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地方知识合作机制,而不只是一个数据库。它将住房领域的多源信息与供水、环境卫生、交通、公共空间、空气质量、健康以及其他影响城市生活的系统数据结合起来,使城市不再只统计住宅数量,而能进一步判断住房是否连接着维持社区正常运转所需的服务与机会。

联合国人居署与不同伙伴开展多种城市观测站承载模式,各自具有不同优势。由市政府设立的观测站可能拥有较强的政治支持,并能直接进入规划决策过程;而设在大学的观测站则可以在政治领导更替时保持稳定,保存更长久的机构记忆和监测连续性;相比之下,由私营部门承载的观测站能够快速调动技术资源并采取行动,但商业资金一旦中止,其运行也容易受到影响。因此,最具韧性的模式往往还是网络化协作,由公共机构、大学、社区和技术伙伴共同承担责任。

当数据在地方采集、由地方所有并在地方使用时,信任便会逐步建立。如果外部机构带着一套已经完成的数据来到城市,并直接告诉市长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什么,那么首先会被追问的是:这些数字从何而来?何时采集?是否仍能反映这座城市的现状?如果各部门和居民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他们就会理解证据、认同自己的贡献,也更愿意讨论数据应如何治理、更新与共享。

共享证据还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如果住房部门不了解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水务部门的管网规划,或学校、医院和公共空间的布局,就无法有效规划住房项目。因此,共同维护的观测站或数据看板能够形成统一的证据基础,帮助各部门协调投资、持续监测变化,并向服务对象解释决策。


城市观测站如何连接地方数据、合作伙伴与决策

图4 城市观测站如何连接地方数据、合作伙伴与决策

来源:UN-Habitat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Urban Observatories”。

官方网站:https://data.unhabitat.org/pages/urban-observatories

5. “适足住房”意味着什么?城市如何同时应对住房短缺与空置?人工智能未来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人们以多种方式理解住房:它既是栖身之所和地址,也是独立生活的象征、投资品和文化表达。联合国人居署承认这些多重含义,但其出发点是一项基本立场:住房是一项人权。每个人都应能够居住在维护其尊严,并为其参与城市生活提供安全基础的住房中。

因此,适足性的内涵远远超出住宅物理空间本身。国际人权标准将产权保障;服务、材料、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宜居性、无障碍性、区位、以及文化充分性,确定为七项核心要素。落实到实际,一套住房应当安全、结构稳固,并接入供水、环境卫生、交通、学校、医疗以及其他基本服务;它还必须是普通市民能够负担的,而非只向少数群体开放。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具体标准与优先事项因情境而异,但住房质量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都同样重要。其核心遵循同一项以权利为基础的原则:人们有权获得的不只是一个住所,更是质量良好的住房。这也意味着,不能只凭数量或可负担性来评估住房是否适足,并由此解释了为何住房短缺会与空置或不合适的住房存量并存。


适足住房权的七项要素

图5 适足住房权的七项要素

来源:UN-Habitat(2026),《World Cities Report 2026: The Global Housing Crisis》,图1.1,第3页;由UN-Habitat 根据CESCR(1991)改编。

官方来源链接: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6/05/wcr_2026_chapter_1.pdf#page=4

 

这一更为宽泛的定义,有助于解释住房短缺与空置为何可以同时存在。一座城市即使有空置住房,也仍可能面临住房危机,因为现有住房可能区位不当、类型不匹配,或价格超出有住房需求市民的承受能力。表面上的矛盾,实质是住房存量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如果缺少关于住房类型、价格、质量、区位、空置和家庭需求的综合数据,投资者可能会继续在预期回报较高的地方建设,而不是在真正需要合适住房的地方建设。

因此,城市既要盘活现有住房存量,也要防止未来出现新的错配。高质量证据可以识别哪些空置住房能够重新投入使用、哪些住房适合改造或转换用途,以及哪些地方仍需新增供给;还可以引导投资者选择正确的区位和住房类型。目标是高效利用资源,避免以持续扩张住房存量的方式反复造成空置和不可负担问题。

下一步,是让住房知识更具互动性并更便于使用。联合国人居署正在开发住房知识平台,拟在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资源库中,汇集相互整合且经过细分的住房数据、政策、案例研究、工具与良好实践。未来,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用户解读复杂数据集,并为城市领导者和合作伙伴匹配相关案例与可能的应对方案。不过,其价值仍将取决于可靠的地方证据、透明的数据来源、共同所有权,以及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人居署2025年住房知识平台进展报告

图6 联合国人居署2025年住房知识平台进展报告

来源:UN-Habitat(2025),《Progress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ousing Knowledge Platform》,HSP/OEWG-H.2025/3,第1页。

官方来源链接: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5/09/hsp-oewg-h.2025-3_-_ed_progress_report_on_housing_knowledge_platform.pdf

 

线上对话合影:Robert P. Ndugwa 博士与徐蕴清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