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眸江南——外国专家看苏州”第四站走进姑苏区

编者按
近日，来自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国际专家Angela Fitzgerald（安吉拉，澳大利亚籍）、Daniel Yonto（丹尼尔，美国籍）、Emily Williams（魏东梅，英国籍）、Wai Kit Leong（梁惠洁，马来西亚）与西浦智库的中国专家共同走进姑苏区，体验苏州“非遗+文旅”的独特场景和消费活力，从国际视角研讨苏州非遗如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此次活动由西浦智库统筹组织。
基于本次调研活动的专家观点文章刊载于《苏州日报》6月30日B2版。

吸引年轻人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
□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教育研究系教授 安吉拉（Angela Fitzgerald）（澳大利亚）

很少有城市能像苏州这样优美地体现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对话。一方面，相门城墙广场展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勃勃生机；另一方面，中国昆曲博物馆守护着一种数百年来令观众着迷的文化传统。作为本次“凝眸江南——外国专家看苏州”活动的参与者，穿梭于这些空间，我意识到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关于保存历史，更关乎确保后代理解其价值并选择将其传承下去。
这一反思引出了一个简单却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后代中得到延续与传承？我认为，答案不仅在于保护，更在于参与。
在我们的姑苏之行中，这一体会引起了强烈共鸣。漫步于中国昆曲博物馆，令我深受触动的不仅是这一传统本身的丰富底蕴，更是一代代人为了延续它而执着奉献。昆曲凝聚了数百年来的艺术知识、叙事传统、音乐与表演。然而，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一样，昆曲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是否认为它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正是教育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
文化遗产教育往往被视为一种附加活动，而非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成功的项目并非偶尔的参观游览或一次性活动。相反，文化遗产应成为一扇窗口，学生通过它了解历史、语言、艺术、身份、创造力与社区。当教育与真实的文化体验相连接时，年轻人不仅开始理解什么是文化遗产，更开始理解它为何重要。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不仅仅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他们同样是创新者。在世界各地，年轻的创作者们正在通过数字叙事、社交媒体、设计、时尚和其他当代表达形式重新诠释传统实践。这些创新为参与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文化创业带来了机遇。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繁荣发展，就必须被允许演变进化。原真性与创新性不应相互对立。相反，深思熟虑后的创新可以帮助文化传统在保持其文化内涵的同时触达新的受众。在苏州这样一座历史与现代如此清晰地共存的城市，这一点尤为重要。挑战不在于年轻人是否珍视文化遗产，而在于我们能否为年轻人创造了有意义的机会，让他们去亲身体验非遗、参与非遗传承，并塑造非遗的未来。
根据我的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结底是关乎于人，而非器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传承的故事、技艺、表演和文化知识，正是帮助一个群体理解“自己是谁、从何而来”的重要载体。如果我们希望这些传统得以延续，就必须超越单纯的保护层面，聚焦于参与。通过将文化遗产融入教育，并赋予青年既作为学习者又作为创造者的角色，我们可以确保像中国昆曲博物馆这样的场馆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与从相门城墙广场可见的现代城市天际线一样，共同成为苏州未来的一部分。

一座城市，十五贯铜钱，六百年光阴
□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助理教授 丹尼尔（Daniel Yonto）（美国）

近日，我作为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国际研究人员，走进了历史悠久的苏州姑苏区，受邀考察这座城市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活力。街头因城市的非遗夏日节而热闹非凡，古老的巷弄两侧摆满了摊位，展示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刺绣、蛋雕和传统手工艺。这是一场恰如其分的开场。但真正让我想要再次来探访的，是等待在中国昆曲博物馆内的一切。
我看过不少侦探故事——美国犯罪剧、英国谋杀悬疑片，甚至日本漫画系列《名侦探柯南》——但我没想到会在一座中国古典戏曲博物馆里找到这样一个故事。《十五贯》是一出昆曲，围绕冤案错判、失察误查，以及“谁会为无辜者发声”的问题展开。换句话说，这恰恰是你周五晚上窝在沙发里、打开你最爱的流媒体平台前欣然观看的那类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已经在苏州上演了六百年。
站在博物馆里，人们很容易忘记这出戏曾离绝响有多近。到了20世纪50年代，曾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已被新兴的地方剧种盖过了风头。只有寥寥数位大师还在维系着这门传统。北京和上海几乎找不到任何昆曲演出。随后，在1956年，一部作品改变了一切。一个剧团将新改编的《十五贯》带到了北京，连演46场，吸引了超过七万名观众。《人民日报》称其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曾被视为遗迹的昆曲，突然间重获新生。
这份生命力在每一次演出中都清晰可闻。当演员们开口演唱时，他们使用的不是普通话，而是具有吴语读音特点的韵白。在一个年轻一代日益趋向标准化语言的时代，听到那具有吴语特点的唱词在表演中流淌，是一种温和却有力的坚持。吴语之于昆曲并非可有可无，而正是昆曲所守护的一部分。
戏服也承载着自身的历史。舞台上刺绣华美的袍服，与苏州数百年来作为丝绸生产中心的历史身份直接相连——过往的纺织经济化为可见之物，织入了正在讲述的故事之中。而那个故事也曾传播四方：《十五贯》沿着大运河北上，沿着曾使苏州富庶的那些商业网络传播开去。这出戏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这座城市的边界，深刻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
从本质上来看，这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含义。非遗不是贴在某些古老而脆弱之物上面的标签，而是方言、工艺、叙事与记忆凝聚在一场演出之中——之所以活着，是因为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人们依然选择演出昆曲、为昆曲而战。

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与原真性传承
□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 魏东梅（Emily Williams）（英国）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积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包括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律为传统实践与信仰的保护与延续建立了法律和行政框架。在中国这样一个近几十年来经历了急速变迁的国家，政府和地方社区不仅有必要保护有形的历史遗产，同样重要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理解为社区认可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达、知识与技艺。
我们参观苏州昆曲博物馆，有机会了解这一重要文化形式的历史，欣赏昔日搬演之舞台，观览历代表演所用之戏服，并深入了解其历史沿革与深远影响。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仅仅存活于博物馆之中，因此对我而言，此行最令人动容的时刻，是聆听一位已习昆曲多年的本地少年的现场演唱。这一幕恰恰点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根本的意义：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纳入当今的法律体系与经济价值框架，但若要延续传承，就必须植根于地方社区的日常实践之中。
在中国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往往在于将其融入文化产业、旅游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这一策略有助于向新的受众群体——往往是更年轻或更具国际视野的人群——推介和传播传统文化，这一点在我们参观仓街商业广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市集时得到了印证。这也是让那些知名度较低，但艺术价值毫不逊色的传统手工艺获得更多曝光的有效途径。然而，借助经济活化来保育这些文化形态，同时也带来了商业化的风险，并可能在原真性传承与市场化呈现之间产生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在生产的经济逻辑与社区实践的内在延续性之间寻求平衡。吸引年轻人参与文化传承，对于实现这一平衡至关重要——正如那位在昆曲博物馆登台献艺的年轻女孩所展示的那样。文化实践历来随时代演变，无须将其凝固僵化。让年轻一代与社区中的资深传承人携手合作、共同将这些传统带入未来，可能是应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所面临各种挑战的最佳路径。

流转的传统：苏州记忆、文化认同与创新发展
□西交利物浦大学影视与创意科技学院助理教授 梁惠洁（Wai Kit Leong）（马来西亚）

漫步平江路，走进昆曲博物馆，我内心充满好奇，也带着一丝惭愧。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影视与文化传播的人，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这样一项拥有六百年历史的艺术瑰宝，过去竟鲜少进入我的视野？为什么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并未像其他传统艺术一样被广泛熟知？这些疑问并非批评，而是一种自我反思——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并非因为它们失去了价值，而是因为我们缺少主动接近它们的机会与意识。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拥有六百余年的历史，而原有三百多支曲牌如今仅存约一百支。这样的事实让我深刻感受到文化传承的脆弱，也更加理解其延续至今的珍贵意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讲解员巧妙地利用一把折扇来解释折子戏的结构，将原本抽象复杂的戏曲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体验。这让我意识到，优秀的文化传播不一定依赖深奥的理论，反而在于如何将复杂的知识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和感受的语言。
昆曲舞台的建筑设计同样让我惊叹不已。最初，我联想到马来西亚庙宇前的戏台，那些在神诞庆典期间为酬神而搭建的大戏舞台，与苏州古戏台在功能上有着相似之处。然而，进一步了解后，我才发现其中蕴含着更深层的哲学智慧。“天圆地方”的理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宇宙观，更巧妙地融入了声学设计，使整个空间成为天然的共鸣体。更令我震撼的是，这样精巧的戏台竟然能够不用一颗钉子完成搭建与拆卸。这不仅是一座表演空间，更是一件融合建筑、美学与工艺智慧的艺术品。它让我意识到，文化遗产并不仅存在于舞台上的唱念做打，也存在于背后代代相传的工艺技术与知识体系之中。
这次参访最大的收获之一，是重新认识昆曲与粤剧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一直简单地将两者视为“中国戏曲”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通过学习，我逐渐理解，它们实际上拥有截然不同的艺术体系。昆曲属于“曲牌体”，强调固定曲调中的细腻变化和含蓄优雅；而粤剧则属于“板腔体”，更强调节奏变化和即兴发挥，并深受粤语声调与情感表达方式的影响。两者并非同一种艺术的不同版本，而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传统。这样的认识也让我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往往容易因为表面的相似性而忽略内部丰富的多样性。真正的文化理解，不是将差异简单归类，而是在差异中发现各自独特的价值。
作为一名来自影视与创意科技学院的代表，这次经历也让我思考，在数字时代，我们应如何让传统文化继续焕发生命力。博物馆能够保存历史，但年轻一代获取文化知识的方式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文化遗产希望持续被理解与喜爱，仅仅停留在保存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与时代建立新的联系。
我开始设想技术介入文化传播的可能性。首先，人工智能可以协助创作短视频，以多语言、视觉化的方式讲述昆曲的历史与审美，让复杂的文化知识变得更加易于传播。其次，可以开发互动式手机应用，通过角色换装、脸谱识别等游戏化设计，让使用者在娱乐过程中学习生、旦、净、丑等角色系统及服饰文化。此外，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也能够突破地域限制，让全球观众以沉浸式方式体验昆曲舞台的视觉与听觉魅力，从而拉近传统艺术与年轻一代之间的距离。
然而，这次经历也让我意识到，技术并非万能。人工智能和沉浸式媒体固然能够扩大传播范围，但它们不应该取代昆曲表演者所传递的情感和人文精神。科技应当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而非替代艺术本身。我们的目标不应是将文化简化成娱乐产品，而是借助新的媒介，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理解并欣赏其中的深度与复杂性。在创新与真实性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才是数字时代文化传承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本文原载于2026年6月30日
《苏州日报》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