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10日
徐淼，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博士，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企业导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韧性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MM&Partners 合伙人，原Sweco中国区总协调人、技术总监，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可持续发展规划及可持续性科学研究学者。她具有21年工作经验，其中包含13年国际公司工作经验和16年本地项目经验。代表项目有西安西咸新区泾河新城“院士谷”规划设计（国际竞赛一等奖/2020年美国绿色城市规划设计奖/2021年度陕西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二等奖）、济南西城西进时代中心建筑设计（80万平米，LEED金级，LEED 运营+维护 铂金级，绿建三星，一期已建成）。
当前绿色循环发展已成为共识，低碳建设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长期趋势，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关键路径。但目前还存在诸多错误认知，未来还需要采用前瞻性、系统化的思维，召集多方力量共同协作，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将低碳转型落到实处。本期我们与兼具国际和本地化经验的低碳生态城市实践者徐淼博士开展对话，畅谈关键理念、有效方法和国内外低碳设计和管理经验。
低碳城市实践需要前置地思考低碳问题，降低隐含碳和运营碳，并从政策、技术、方法、资金等方面探索一体化协作方式。
「零碳社区」主要指通过减碳的措施以及碳交易等方法，使碳排放和碳吸收达到平衡的状态，一些国家会针对建筑设定基线，只要低于该基线，就可被称为零碳建筑。以英国零碳社区——贝丁顿社区为例，其本质并非零碳建设，而是通过节能措施、回收材料、光伏应用、热交换、绿色出行等方式实现低碳。
目前，国内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碳测算”的侧重阶段不同。一般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主要分为“运营碳”和“隐含碳”两种。运营碳是指地区或建筑在营运时，各种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如供电、供暖、照明、制冷等；隐含碳是指在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如制造、运输、处置等，通常以“标识”的形式来体现。目前大伦敦地区不仅关注运营碳的减少，还通过严格的限制和规定隐含碳的降低，瑞典要求很多材料标识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为实际选材提供可靠参考；而我国主要关注运营碳的管理，对降低隐含碳的鼓励或强制性要求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差异也决定了国外部分实践经验还不能直接应用于本地化建设。同时，当前政策指引和规范的缺位，无论对于开发商还是设计师来说，很难要求其选择低碳的材料来降低隐含碳，能做的主要局限在设计阶段采用灵活设计，如增加建筑构件寿命，减少修理和替换的次数。
「共生城市」由瑞典政府和瑞典贸易理事会代表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其核心是从整体的角度，采用系统思维，在项目初期就组织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达成系统解决方案。城市面临的问题复杂、涉及领域众多，需要多专业知识的融合。“共生城市”不仅要聚集跨学科的人才，更在于通过一种工作方法来促进协作的产生。例如，在项目中政府、开发商、设计师需协作，从交通、能源、环境等专业领域对项目进行SWOT分析，以识别关键难点并寻找协同解决方案。“共生城市”方法最初在瑞典哈马碧湖生态城项目中被研发和应用，后得以推广。哈马碧湖城项目陆地面积1.6平方公里，建设周期为25年。项目伊始，规划局就统领召集了各相关主体和专业人士共同分析困境，在早期识别和解决复杂问题，相比于其他同时期同类型的项目，其对环境的影响降低了近50%，基本实现了最初设定的环境目标。
图1 共生城市模型
图片来源：SymbioCity（https://symbiocity.org/resources/）
相比之下，我国产业园区的特点是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高，项目中不可控因素多。加之在规划初期常设立较多远期“指标”，最终低碳目标往往难实现。尽管欧洲国家也设定低碳指标，但因产业园项目规模一般较小、数据精细齐全，较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应基于大方向，针对实际情况设定“小目标”并集中资源达成，最终推动实现低碳目标。曾经，我们设计过一个生态评估表，将总体大目标精细化，帮助利益相关方在初期识别环境、低碳方面的隐患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从而推动协作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另外，低碳目标的落实还需要因地制宜和前瞻性的思考、识别、决策。以天津中新生态城为例，尽管其前期规划详尽，也借鉴了新加坡、欧洲等先进经验，但缺少对地方当下实际需求的思考，引发了公众对低碳目标的质疑。比如该项目在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时就倡导绿色出行，这与其距离市区中心较远，对小汽车需求量大的现实产生了矛盾；适用于低密度社区的真空垃圾收集系统应用到国内高密度建设时，会导致设备在维护维修上产生较高成本，以及一些新的运维问题。倘若这些问题在初期被识别和解决，将“一步到位”改为“逐步实现”，将大大提高项目的效率并促进低碳目标的实现。
碳管理可借助数字化工具进行测算，并将结果反馈至设计方案，从而在项目前期融入低碳理念，不仅提高减碳效益，还能适度降低投入成本。
「碳管理」的关键在于认知的改变，目前对碳管理的认识还集中在“碳足迹”“碳交易”等后端测量，但事实上前期管理更重要。后端的碳管理集中在碳排放产生后的计算和原因分析等方面，难以发挥减碳作用。而项目前期的碳管理则是预判并思考在哪个阶段、哪些措施可以减碳，从而推动落实、提高减碳效益。
数字化工具可以有效辅助碳管理。比如在中欧(太仓)绿色数字创新合作区中，我们根据能源解决方案，将建筑进行分类并设定不同参数，通过数字化模拟预估了未来可能产生的隐含碳和运营碳，并将结果反馈到设计方案中，提出优化解决措施。该过程中也召集了能源、建筑、规划、交通等不同领域专家进行协作，为低碳方案贡献力量。
图2 徐淼博士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做专题演讲
图片来源：徐淼博士提供
碳管理的实施往往依靠政策、社会共识和经济效益的推动。比如在英国大伦敦地区，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政策的手段来促进减碳，并将是否零碳/低碳作为规划许可条件来影响开发商的行为。在瑞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进入绿色领域。另外，低碳建设提升了环境舒适度，带动房价上涨，进而提升了开发商做低碳开发的动力，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能源危机意识和高成本的电费也是发展低碳的关键动力。瑞典曾因石油危机导致国家经济低迷，后来集全国之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目前其低碳建设和减碳举措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总体上欧洲等地的用电成本较高，民众也因此有较强的节约环保意识。而我国用电成本相对较低，也导致居民环保意识较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低碳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循环经济将是未来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在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面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竞争，而发展循环经济将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模式。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虑新城和产业园区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新技术的研发生产，还将在整个产业链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避免被淘汰的风险。
政策引导下，国内对于低碳的市场需求正在形成。国家相关政策已开始对达到绿色标准的建设、制造给予补助和奖励，因此很多客户对低碳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产业园区、工厂也开始重视并宣传绿色、无排放的生产，以获得市场更高的认可度。这些市场需求将反馈回规划设计层面，促进城市整体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
低碳建设的高成本主要源于行动的滞后，如果能前置思考融入低碳，不仅能提高减碳效益，还可以适当降低成本。比如项目如果到施工阶段才开始考虑低碳，这时补充、购买设备会大幅增加成本，但如果在前期就秉持着低碳理念，可减少后期使用和维修成本。比如设计可以局部调整的建筑构件，损坏时只需要替换部分材料；根据气候差异调整建筑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能缩短建成后空调的使用时间，实现减排降碳。
当然，通过设计来降低成本也并非是绝对的，还需要综合考虑减碳目标和地区差异。在隐含碳方面，越早做低碳效益越高，在一定范围内减碳会带动成本降低，不过在追求极致的减碳目标时，成本反而会增加。因此，要在项目启动之前充分考虑碳管理，并判断拐点变化的位置，衡量减碳的程度。在运营碳方面，要根据城市、区域的能源背景去判断和讨论采取何种措施，而非只从单个项目考虑，比如煤电厂产的电和纯绿电，这两者碳排量和计算方式有很大差异。
以往对高效率的追求，导致设计师难以进行更低碳、智慧和全面的思考。未来应该兼顾设计低碳和技术低碳，设计层面应给予充足的时间完善低碳方案，做好“软件”部署，而技术层面应进一步研发和创新，做好“硬件”支持。尽管低碳的设计方案可能需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但相较于后期 “补救”，前置思考还是更低成本、高效率和高效益的选择。
应结合地方发展特点和阶段合理制定差异化的低碳发展策略，坚持推动具有操作性的低碳实践路径和方法，并通过长期的教育科普，调动全民共同参与，推动低碳理念落实。
低碳项目可以与城市更新结合，在城市以更新发展为大趋势下适当植入低碳理念和技术。欧洲已经将生态城市的概念融入到了城市更新中，旧建筑材料被部分保留，减少了隐含碳排放，同时也保留了历史记忆。国内也在倡导有机更新，很多项目“无意识”地践行了低碳理念，例如北京798艺术中心的项目，虽然其能耗较高、舒适度较低，在减少运营碳方面做的还不够，但对建筑材料的保留仍减少了隐含碳的排放。
当然在城市更新项目中采用低碳理念，还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推动开发商共同参与，扩大低碳示范项目的影响力。目前动力不足等问题仍存在，特别是对开发商而言，且我国各省市差异较大，从国家层面来说，低碳实践上很难给出统一的、普适的和具体的机制和系统。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深入思考，以现实情况为基础，差异化推动低碳建设。
对于规划设计师来说，要在协作规划层面辅助决策者付诸实践，在具备方法论和理论支持基础上，结合项目的实际需求，提供可落实的低碳方向、目标、措施。尽管目前行业内面临诸多难题，但也可能会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认识到，除效率之外，更要重视长期持续的低碳、智慧发展。
低碳城市能为居民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它以产城融合为建设理念，一方面，将大学、商业区、产业园区融合，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群众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公共空间，切实提高了生活的舒适度。但当前居民还未深刻认识到低碳、零碳的真正作用，对低碳能够为生活品质带来哪些提升还很模糊，因此践行低碳的积极性不足。
图3 苏州工业园区
图片来源：西交利物浦大学
调动全民低碳的积极性，还需多层次持续的推广和科普教育。首先，可通过培训、讲座等方式，让居民们了解生活中垃圾分类等行动可以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其次，应在儿童时期就增加低碳观念教育，孩子可以带动家长行为的改变，逐步推动社会变革。例如瑞典幼儿园从小教儿童进行垃圾分类，孩子在家里时也会要求家长这么做，进而在社会层面上慢慢养成低碳行为习惯。最后，作为规划设计师，也应该在实际项目中做好绿色低碳的科普教育。只有在居民日常居住、出行、社交各个方面能够真实体会低碳规划设计对生活品质的提高，社会对于低碳的认可和追求才会不断提升。因此，反复强调低碳的影响，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并参与进来，可以有效推动整个社会朝绿色低碳良性发展。
GUEST
徐淼 博士
徐淼，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博士，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企业导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韧性城市专业委员会委员。MM&Partners 合伙人，原Sweco中国区总协调人、技术总监，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可持续发展规划及可持续性科学研究学者。她具有21年工作经验，其中包含13年国际公司工作经验和16年本地项目经验。代表项目有西安西咸新区泾河新城“院士谷”规划设计（国际竞赛一等奖/2020年美国绿色城市规划设计奖/2021年度陕西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目二等奖）、济南西城西进时代中心建筑设计（80万平米，LEED金级，LEED 运营+维护 铂金级，绿建三星，一期已建成）。
引言
当前绿色循环发展已成为共识，低碳建设将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长期趋势，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关键路径。但目前还存在诸多错误认知，未来还需要采用前瞻性、系统化的思维，召集多方力量共同协作，引导公众广泛参与，将低碳转型落到实处。本期我们与兼具国际和本地化经验的低碳生态城市实践者徐淼博士开展对话，畅谈关键理念、有效方法和国内外低碳设计和管理经验。
1.如何理解「零碳社区」的概念和内涵？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和设计方案是否存在差异？可否举例说明？
「零碳社区」主要指通过减碳的措施以及碳交易等方法，使碳排放和碳吸收达到平衡的状态，一些国家会针对建筑设定基线，只要低于该基线，就可被称为零碳建筑。以英国零碳社区——贝丁顿社区为例，其本质并非零碳建设，而是通过节能措施、回收材料、光伏应用、热交换、绿色出行等方式实现低碳。
目前，国内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碳测算”的侧重阶段不同。一般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主要分为“运营碳”和“隐含碳”两种。运营碳是指地区或建筑在营运时，各种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如供电、供暖、照明、制冷等；隐含碳是指在材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如制造、运输、处置等，通常以“标识”的形式来体现。目前大伦敦地区不仅关注运营碳的减少，还通过严格的限制和规定隐含碳的降低，瑞典要求很多材料标识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为实际选材提供可靠参考；而我国主要关注运营碳的管理，对降低隐含碳的鼓励或强制性要求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个差异也决定了国外部分实践经验还不能直接应用于本地化建设。同时，当前政策指引和规范的缺位，无论对于开发商还是设计师来说，很难要求其选择低碳的材料来降低隐含碳，能做的主要局限在设计阶段采用灵活设计，如增加建筑构件寿命，减少修理和替换的次数。
2.为什么需要「共生城市」的一体化工作方法？比如产业园区的范围内，如何发挥共生城市的整体和系统化思维在低碳转型上的作用？国内的适用环境如何?
「共生城市」由瑞典政府和瑞典贸易理事会代表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正式推出，其核心是从整体的角度，采用系统思维，在项目初期就组织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达成系统解决方案。城市面临的问题复杂、涉及领域众多，需要多专业知识的融合。“共生城市”不仅要聚集跨学科的人才，更在于通过一种工作方法来促进协作的产生。例如，在项目中政府、开发商、设计师需协作，从交通、能源、环境等专业领域对项目进行SWOT分析，以识别关键难点并寻找协同解决方案。“共生城市”方法最初在瑞典哈马碧湖生态城项目中被研发和应用，后得以推广。哈马碧湖城项目陆地面积1.6平方公里，建设周期为25年。项目伊始，规划局就统领召集了各相关主体和专业人士共同分析困境，在早期识别和解决复杂问题，相比于其他同时期同类型的项目，其对环境的影响降低了近50%，基本实现了最初设定的环境目标。
图1 共生城市模型
图片来源：SymbioCity（https://symbiocity.org/resources/）
相比之下，我国产业园区的特点是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高，项目中不可控因素多。加之在规划初期常设立较多远期“指标”，最终低碳目标往往难实现。尽管欧洲国家也设定低碳指标，但因产业园项目规模一般较小、数据精细齐全，较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应基于大方向，针对实际情况设定“小目标”并集中资源达成，最终推动实现低碳目标。曾经，我们设计过一个生态评估表，将总体大目标精细化，帮助利益相关方在初期识别环境、低碳方面的隐患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从而推动协作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另外，低碳目标的落实还需要因地制宜和前瞻性的思考、识别、决策。以天津中新生态城为例，尽管其前期规划详尽，也借鉴了新加坡、欧洲等先进经验，但缺少对地方当下实际需求的思考，引发了公众对低碳目标的质疑。比如该项目在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时就倡导绿色出行，这与其距离市区中心较远，对小汽车需求量大的现实产生了矛盾；适用于低密度社区的真空垃圾收集系统应用到国内高密度建设时，会导致设备在维护维修上产生较高成本，以及一些新的运维问题。倘若这些问题在初期被识别和解决，将“一步到位”改为“逐步实现”，将大大提高项目的效率并促进低碳目标的实现。
碳管理可借助数字化工具进行测算，并将结果反馈至设计方案，从而在项目前期融入低碳理念，不仅提高减碳效益，还能适度降低投入成本。
3.「碳管理」的关键和难点有哪些？与数字化发展有哪些联系？碳管理的实施机制主要依靠政府还是市场？
「碳管理」的关键在于认知的改变，目前对碳管理的认识还集中在“碳足迹”“碳交易”等后端测量，但事实上前期管理更重要。后端的碳管理集中在碳排放产生后的计算和原因分析等方面，难以发挥减碳作用。而项目前期的碳管理则是预判并思考在哪个阶段、哪些措施可以减碳，从而推动落实、提高减碳效益。
数字化工具可以有效辅助碳管理。比如在中欧(太仓)绿色数字创新合作区中，我们根据能源解决方案，将建筑进行分类并设定不同参数，通过数字化模拟预估了未来可能产生的隐含碳和运营碳，并将结果反馈到设计方案中，提出优化解决措施。该过程中也召集了能源、建筑、规划、交通等不同领域专家进行协作，为低碳方案贡献力量。
图2 徐淼博士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中做专题演讲
图片来源：徐淼博士提供
碳管理的实施往往依靠政策、社会共识和经济效益的推动。比如在英国大伦敦地区，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强制性政策的手段来促进减碳，并将是否零碳/低碳作为规划许可条件来影响开发商的行为。在瑞典，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企业想要发展就必须进入绿色领域。另外，低碳建设提升了环境舒适度，带动房价上涨，进而提升了开发商做低碳开发的动力，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能源危机意识和高成本的电费也是发展低碳的关键动力。瑞典曾因石油危机导致国家经济低迷，后来集全国之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目前其低碳建设和减碳举措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总体上欧洲等地的用电成本较高，民众也因此有较强的节约环保意识。而我国用电成本相对较低，也导致居民环保意识较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低碳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4.从规划设计师的角度看，低碳经济的主要抓手有哪些？过往几十年的实践项目中，如何评价低碳转型的市场需求变化和影响因素？低碳设计建造的主要成本和经济效益有哪些？
循环经济将是未来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在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我国面临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竞争，而发展循环经济将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模式。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虑新城和产业园区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新技术的研发生产，还将在整个产业链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避免被淘汰的风险。
政策引导下，国内对于低碳的市场需求正在形成。国家相关政策已开始对达到绿色标准的建设、制造给予补助和奖励，因此很多客户对低碳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产业园区、工厂也开始重视并宣传绿色、无排放的生产，以获得市场更高的认可度。这些市场需求将反馈回规划设计层面，促进城市整体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
低碳建设的高成本主要源于行动的滞后，如果能前置思考融入低碳，不仅能提高减碳效益，还可以适当降低成本。比如项目如果到施工阶段才开始考虑低碳，这时补充、购买设备会大幅增加成本，但如果在前期就秉持着低碳理念，可减少后期使用和维修成本。比如设计可以局部调整的建筑构件，损坏时只需要替换部分材料；根据气候差异调整建筑材料保温隔热的性能，能缩短建成后空调的使用时间，实现减排降碳。
当然，通过设计来降低成本也并非是绝对的，还需要综合考虑减碳目标和地区差异。在隐含碳方面，越早做低碳效益越高，在一定范围内减碳会带动成本降低，不过在追求极致的减碳目标时，成本反而会增加。因此，要在项目启动之前充分考虑碳管理，并判断拐点变化的位置，衡量减碳的程度。在运营碳方面，要根据城市、区域的能源背景去判断和讨论采取何种措施，而非只从单个项目考虑，比如煤电厂产的电和纯绿电，这两者碳排量和计算方式有很大差异。
以往对高效率的追求，导致设计师难以进行更低碳、智慧和全面的思考。未来应该兼顾设计低碳和技术低碳，设计层面应给予充足的时间完善低碳方案，做好“软件”部署，而技术层面应进一步研发和创新，做好“硬件”支持。尽管低碳的设计方案可能需投入更多时间精力，但相较于后期 “补救”，前置思考还是更低成本、高效率和高效益的选择。
应结合地方发展特点和阶段合理制定差异化的低碳发展策略，坚持推动具有操作性的低碳实践路径和方法，并通过长期的教育科普，调动全民共同参与，推动低碳理念落实。
5.如何将低碳示范项目向全社会推广？国内在低碳项目实践建设和推广遇到的困难主要在什么方面？规划设计师的角色可以做哪些努力？
低碳项目可以与城市更新结合，在城市以更新发展为大趋势下适当植入低碳理念和技术。欧洲已经将生态城市的概念融入到了城市更新中，旧建筑材料被部分保留，减少了隐含碳排放，同时也保留了历史记忆。国内也在倡导有机更新，很多项目“无意识”地践行了低碳理念，例如北京798艺术中心的项目，虽然其能耗较高、舒适度较低，在减少运营碳方面做的还不够，但对建筑材料的保留仍减少了隐含碳的排放。
当然在城市更新项目中采用低碳理念，还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推动开发商共同参与，扩大低碳示范项目的影响力。目前动力不足等问题仍存在，特别是对开发商而言，且我国各省市差异较大，从国家层面来说，低碳实践上很难给出统一的、普适的和具体的机制和系统。因此，需要地方政府深入思考，以现实情况为基础，差异化推动低碳建设。
对于规划设计师来说，要在协作规划层面辅助决策者付诸实践，在具备方法论和理论支持基础上，结合项目的实际需求，提供可落实的低碳方向、目标、措施。尽管目前行业内面临诸多难题，但也可能会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认识到，除效率之外，更要重视长期持续的低碳、智慧发展。
6.低碳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调动全民共同参与低碳建设的积极性？
低碳城市能为居民提供更高品质的生活。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它以产城融合为建设理念，一方面，将大学、商业区、产业园区融合，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群众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公共空间，切实提高了生活的舒适度。但当前居民还未深刻认识到低碳、零碳的真正作用，对低碳能够为生活品质带来哪些提升还很模糊，因此践行低碳的积极性不足。
图3 苏州工业园区
图片来源：西交利物浦大学
调动全民低碳的积极性，还需多层次持续的推广和科普教育。首先，可通过培训、讲座等方式，让居民们了解生活中垃圾分类等行动可以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其次，应在儿童时期就增加低碳观念教育，孩子可以带动家长行为的改变，逐步推动社会变革。例如瑞典幼儿园从小教儿童进行垃圾分类，孩子在家里时也会要求家长这么做，进而在社会层面上慢慢养成低碳行为习惯。最后，作为规划设计师，也应该在实际项目中做好绿色低碳的科普教育。只有在居民日常居住、出行、社交各个方面能够真实体会低碳规划设计对生活品质的提高，社会对于低碳的认可和追求才会不断提升。因此，反复强调低碳的影响，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并参与进来，可以有效推动整个社会朝绿色低碳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