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圆要去剑桥了。

收到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录取之前,她已将阿姆斯特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等的录取收入囊中;在她挚爱的传播学与媒体研究领域,这几所大学都是全球顶尖院校。

关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目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在考入西交利物浦大学之前,她从没问过自己。

每天清晨5点半,当闹钟响起在重点中学的宿舍,她随同学自发地起床自习,身边每个人都憋足了劲、“往死里学”——

“但我整个人是懵懵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挫败感像噩梦一样。”

从“懵懵的”到自我探索,从“不知道为什么”到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刘方圆走过的路,是许多中国孩子正在走、将要走的路。

人生第一次“抗争”:理科生考入英语系

刘方圆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顺理成章地,爸爸妈妈希望她将来可以学医。

到了文理分班的时候,老师们通常都会说:文理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建议报理科。她默默藏起起对文科的喜爱,每天和数理化的题海作战。

“我想要努力,但我的努力没有成果。”从高中入校时的全年级排名前列,她的分数在逐渐下滑。

“乖乖女”对人生的第一次“反抗”,发生在填报志愿的那一刻。

“高考出成绩后,我跟我妈吵了一架,两个人都哭了。”

最终,爸爸妈妈决定支持女儿的选择——方圆没有报考医学院,而是以理科生的身份,考入西交利物浦大学,学英语。

“对不起,我会问个很傻的问题”

在大学上课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方圆说:

“高中的时候主要是‘聆听’,而大学课堂更像是‘对话’,学生与老师共同参与课堂。”

EAP(学术英语)课第一次分班,刚刚爬进high level(高阶班)的她,“觉得自己词汇量不够,上课不敢说话”。

班里同学的英语都那么好,她决定逼一逼自己。“我强迫自己坐第一排,这样就必须接老师的话茬,多接几次话茬、多表达观点,开口说英语就自然很多。”

大二进入专业课学习,除了课堂授课,还有大量小班制的辅导课(tutorial)、研讨课(seminar)。有时候上课听不懂,课后找老师问,她总有些怯生生:“我怕老师嫌我的问题太傻,问之前说:对不起,我会问个很傻的问题。”

这时老师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遇到问题,也正是你在理解知识的过程。你在问问题的同时,就开始理解这件事本身了。”

老师给出的讲解有时候没有固定答案,方圆也渐渐理解,“就像新闻没有绝对的真实性”。

入校后她选择的“传媒英语”是个跨学科专业,既有英语方向、又有媒体与传播学方向的课程,她由此接触到来自两个系的许多“宝藏老师”。

在英语语音学的课堂上,杰大海(Stephen Jeaco)博士带来一个人体口腔模型,让学生亲眼看、亲手摸,理解发声器官。“从第一节课开始,你就会发觉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上课花样特别多。”

杰大海博士从2006年建校之初就加入西浦,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每次上课,他会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每个人;学生回答完问题,他会自然地接话茬,肯定你、鼓励你,只要他上课,就没有学生不踊跃的时候。”

传媒英语专业的授课老师学术背景多元化,研究领域各有不同。方圆发现,“当你对某个领域感兴趣,总能找到该领域有研究、有擅长的老师。”

大二暑假前夕,在学校公布的SURF(夏季本科生研究基金)项目中,一个针对《人民日报》在特朗普参选总统时期的社论的研究项目,引发了她的强烈兴趣。

SURF报名即将截止。那天中午,方圆带上自己的简历,冲到媒体与传播学系Tabe Bergman博士的办公室。

该项目的名额已经招满。但听完方圆的陈述,老师决定给这个一心求知的学生一个机会。

“后来,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方圆说。

唯一的本科生,站上学术会议的讲台

“平时上课主要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做SURF需要独立解决一个命题,输出比较多。”

她与组内同学一起研究《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从中分析媒体倾向于将什么样的信息传达给读者。那是方圆第一次完整参与一个科研项目,“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每出一点结果,会非常欣慰,快感那么多。”

带着SURF的论文成果、即将去宁波参加学术会议的前两天,她突然得知,带队的Tabe Bergman博士有事去不了,只剩下她和学姐两个人、组成作学术报告的唯一的本科生组。

“我一下子很紧张,怕自己会给老师丢脸。”

“我属于容易焦虑的人。但是有多大压力,对我都是动力。”出发前,她在宿舍反复演练,在室友面前试讲、听取反馈;做报告的前夜,她在宾馆房间里练了好多遍,早上起来又练了好多遍。

“第三届江南课题组中国研究年会”是一场英语学术会议。方圆和学姐站上讲台,台下坐着清一色的高校老师、专家学者。

做完报告,好多老师给她们指点、给她们鼓励:“小姑娘,以后想不想读博?”

那是大三女生刘方圆第一次出席学术会议。“我沉浸在学术讨论的氛围中,很享受。”

回学校后,关于研究方法和媒体理论的两门专业课,让她对做过的SURF项目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学会运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来分析媒体,把一个有趣的话题变成可以研究出规律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新闻学愈发感兴趣了。”

在实践层面,她申请到西浦市场与交流办公室的实习机会,作为实习记者,经历了整整一年中英文新闻采访写作的实战训练。

大三暑假,她延续SURF的方向,研究国内的中英文报纸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伯尼·桑德斯的社论文章,组成2016年美国大选的完整研究项目;在毕业论文中,她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关于斯诺登及“棱镜门”事件的社论,总结其传播基调……

传媒英语是个交叉学科,越往深学,她越发现自己在文学课和传播学课上学到的理论是相通的:

“比如在媒体理论课上学到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学说,后来发现也可以运用到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中,这样就把之前无法建立联系的知识联起来。”

“对我来说,‘英语’和‘传媒’打通了,我真正体会到学这些知识的意义,有种‘学对了’的感觉。”

“如果申到剑桥,我就把头发染成红色”

申研期间,方圆曾焦虑感爆棚,崩溃到哭。

她找老师聊。邝献文博士是第一个鼓励她读博的老师,建议她从读博的角度考虑申研。John Heaney博士对她说:“你跟我教过的很多学生一样优秀,他们现在都在牛津、斯坦福读书了!你也一定可以的!”——这句话一直鼓励她到今天。

对她学术道路影响最深的Tabe Bergman博士(下图左),对每个学生的申研、求职、生涯规划都会给出真诚的意见。

“他很直率地告诉我哪些学校是我可以尝试申请的,他真心为我考虑,帮我分析我更适合什么。”

中途她曾无数次想要放弃申请剑桥,最后还是抱着“不让自己后悔”的想法,按要求完成了一份研究计划书、提交了申请;当时她已拿到她的另一所“梦校”——传播学专业全球排名第一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offer。

过年时,她和妈妈打赌:“如果申到剑桥,我想养条狗——或者把头发染成红色。”

这是方圆自我激励的独家小秘籍:“如果评上奖学金,我就买下那双别致的鞋”;“如果写完这篇很难写的论文,我就去听最喜欢乐队的演唱会……”大学四年,她不断给自己设置这样的“奖赏”。

如今,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刘方圆,即将从西交利物浦大学毕业,出发去剑桥攻读“媒体与文化社会学”硕士学位。不过她说,有一天她还会回来。

“高校给我一种很崇高的感觉,Tabe就是我心目中做学术的老师非常典型的形象。一个好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从他身上就能感受到。”

“读完博,我想回西浦教书、做学术。像我的老师那样做纯粹的学术,对我来说可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的方式。”

(记者:石露芸 编辑:寇博 图片提供:刘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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