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浦与上海大学的联合研讨会： “环境”与“自然”在新城市时代的对话

2026年4月17日，西浦城市与环境研究中心与上海大学健康与福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环境”与“自然” 在新城市时代的对话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工业园区校区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采用“思想工坊”形式，汇聚了来自城市规划、公共卫生、生态学、历史学、医学人文等跨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同步线上线下，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健康的系统认知、生物多样性保护、建成环境与健康行为、城市治理的系统思维的哲学反思等议题，展开了近三小时富有深度的跨学科对话。

研讨会主要包括主题演讲与圆桌讨论两个环节，由西浦城市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徐蕴清博士主持。

主题分享：多维视角下“环境”与“自然”的再认识

研讨会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开场，旨在挑战将自然视为可操控的“环境”的机械论范式，转而将自然和城市健康与福祉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属性。西交利物浦大学徐蕴清博士指出，现代城市和环境问题需要跨学科整合与系统思维。她以研究中心的多个研究和出版项目为例，包括苏州园林40年海外发展演变、成功申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优秀典范的张家港湾生态修复项目、苏州中心城市超级综合体的多主体协调共生、激励型城市更新模式以及“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融合式发展等，阐释了“嵌入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中国智慧，环境伦理共识与教育的重要意义，共生理论与城市复杂体系的结合，以及灵活规划和弹性机制的广泛前景。

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李黎博士分享了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最新研究。她通过实证数据指出，鸟类物种多样性与人类身心健康结果呈正相关，符合“同一健康”框架。然而，当前保护优先级主要由生态学家基于IUCN濒危标准决定，忽视了公众的文化偏好与关系价值。李黎博士展示了基于中国“鸟报”公民科学数据的城市鸟类热点图谱，发现东部沿海大城市因富裕程度与候鸟迁徙通道叠加成为生物多样性高地。她提出，未来保护框架需要也纳入公众视角，反映物种的文化意义，并发展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价值。

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林琳博士聚焦建成环境与日常健康行为。她引用了最新研究，环境与生活方式对死亡风险的贡献占70%，而遗传仅占2%，为环境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她分享了中国城市骑行比例的下降趋势以及相关数据作证，以及外卖消费频率与超重肥胖的直接关联。在15分钟社区研究中，她强调应关注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分钟圈，即不同年龄、体能和出行需求的居民，如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可能需要5分钟、10分钟、20分钟等差异化的可达圈层。同时，她发现并非所有设施都能缩小活动空间：公共服务设施能促进步行，而商业零售与绿地则不会缩小活动空间。而正在进行的城市宠物研究揭示了政策限制与实际商业容忍宠物进入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居民日常户外活动的连续性，影响人与环境的积极互动，成为城市健康促进中不可忽视的隐性障碍。

德国波恩大学高级研究员Franz Gatzweiler博士通过线上方式发表了“城市健康的系统方法”演讲。他强调，城市是复杂自组织系统，传统的实证主义认为更多数据可减少不确定性，而复杂系统视角承认根本不确定性，要求后实证主义方法，知识始终是暂时性的，知识生产过程本身需要适应性。他提出，城市系统的健康应被理解为城市适应、转型和构建新能力的容量，而非居民健康的简单加总。评估指标需根据城市状态调整：成长型城市侧重效率，压力型城市关注脆弱性与韧性，转型型城市重视创新与适应性。

上海大学文学院Arnab Chakraborty博士从历史视角提供了深刻反思。他指出，当前全球政策将城市自然视为健康解决方案，但这一认知普遍缺乏历史深度。以19世纪伦敦为例，公园曾被作为“城市之肺”推广，但其准入受阶级限制，收益分配不平等；当代德里的城市森林与绿色廊道同样存在空间不平等，往往驱逐非正规定居点。他呼吁超越纯技术路径，关注权力、经验与正义问题：谁从城市自然中受益？谁被纳入健康城市愿景？谁的知识在定义福祉时算数？历史视角提醒我们，本地居民的情境知识对规划至关重要。

上海大学健康与福祉研究中心主任Janaka Jayawickrama教授发表了题为“自然作为上位：人与自然过程的和谐关系”的演讲。他从哲学与历史角度指出，过去500年资本主义发展将人类与自然分离开来，城市享受自然收益却不遵循自然规律。许多城市建在洪泛区，年年遭受洪水。他提出关键区分：自然是地球更高等级的统治过程，所有生命与非生命都服从自然规律。环境包含自然环境也包含人造建成环境，因此“环境友好”活动不一定是“自然友好”，以电动汽车为例证。他强调，亚洲传统哲学早已理解所有生命与非生命的互联性，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城市规划需要将自然置于核心，推动城市遵循自然过程，最终实现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和谐共存。

跨界对话：寻求共识，共建未来城市想象

在对话环节，与会专家围绕城市韧性构建、规划原则的可转移性、公众参与机制、城乡流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韧性无法自上而下人工构建，而需要通过本地人群与关系的自然生长。不存在可直接照搬的规划实践，但应提取通用原则，结合本地情境调整。专家们分享了中国在基层治理方面的创新：300个城市每年开展居民生活满意度大调查，移动端公众反馈渠道开放，普通清洁工人可成为环境委员会成员，这些机制在许多西方国家尚不具备。讨论还触及了旅游开发与地方可持续性的矛盾、农田保护的不同实践、政治权力对规划干预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挑战。与会者提出，需要按城市系统状态重新分类城市，想象全新的未来城市形态。既能适配不同年龄人群的需求，又能将非人类生命纳入社区概念，拓展城市独特的魅力。

本次研讨会以“思想工坊”的形式成功搭建了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其深入思辨与开放讨论不仅激发了多元观点的碰撞，也为理论研究向政策实践转化提供了可操作的启发。会议为城市健康与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注入了历史深度、系统思维与哲学反思。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来城市建设必须超越“技术修补”思维，重新确立自然的上位地位，将本地知识、多元价值与正义关切纳入治理核心。研讨会将持续展开系列对话，并推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居署等国际组织的合作，贡献全球政策与实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