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凌晨会议诞生的“天使董事会”：托起创办期的西浦

2005年初的一个晚上，春寒料峭，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教区一间临时会议室里，一场会从晚上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5点。

中间，每个人只吃了一碗面。

桌上的问题一项比一项具体：学生宿舍怎么安排，教学楼后续怎么建设，体育场怎么使用，地方口头承诺过的支持，如何变成书面文件，如何盖章，如何成为教育部专家组和英方都能够接受的办学条件。

那时，西交大和利物浦大学的联合工作组找到高教区办公室刚到任不久的常务副主任叶峰，事情已经推进到关键节点：如果地方承诺仍然停留在口头层面，项目就很难继续往前走。

叶峰的回应很直接：今晚大家都不要睡觉，无论谈多久，都要在英方那边下班前，把事情谈出一个各方能够接受的结果。

会议继续开，一条一条谈，一项一项确认。

叶峰回忆，那晚并不是重新谈一个新的三方协议，而是把既有校地合作框架协议里的原则性支持具体化：学校在这里办学，需要地方满足什么？地方能够承诺什么？只要不违反大框架，当晚就把它明确下来。

那一晚之后，原本笼统的“支持”，开始变成可以写成方案、可以计算、可以确认、可以进入审批流程的办学条件，同时也成为直到今天仍在运转的MOU—三方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校地合作中，给新大学一个“天使董事会”

回看西浦创校前后的经历，叶峰认为，苏州工业园区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一种新的校地合作机制：在独墅湖高教办的统筹下，由园区教育发展投资公司为异地办学高校提供创校阶段的管理、协调和服务支持。他把这种角色形象地称为送给新大学的“天使董事会”。

这不是一个正式机构名称，而是一个比喻。

（图片说明：2006年10月，方大庆教授和叶峰陪同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西浦调研）

新大学刚起步时，很多运行能力尚未完全建立，办学空间、公共服务、行政协调和早期招生，这些问题都不是新学校自己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在早期的校地合作探索中，西浦的创办首先建立在西安交通大学与利物浦大学深厚的合作基础之上，也依赖两所母校在学科、师资、课程和办学质量上的支撑。地方所做的，是在学校落到苏州、进入审批和早期运行阶段时，把其他所需的支撑条件组织起来。

（图片说明：2006年3月，教育部专家组评审期间，教授们在交流。从左至右：方大庆教授、陶文铨教授、席酉民教授和吴洪才教授）

叶峰说，园区教育发展投资公司在那一阶段承担的，不只是便利服务，而是一种公共责任：按照政府框架协议，把资源调配和运营效率先保障到位；等学校逐步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后，地方再慢慢退出来。

（图片说明：2006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中），他也是利物浦大学校友，听闻母校来到中国合作办学，在苏州访问期间专程到访刚刚获批成立的西浦）

独墅湖科教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晨倩用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她说，那时的学校就像一个“小baby”，还不会走路，地方扶着它蹒跚学步；等它能独立走路、奔跑了，“天使董事会”也就可以慢慢放手。

开放共享，让一所新大学先运转起来

西浦筹办早期，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一所大学不能只靠愿景运转。校园土地、教学空间、宿舍、图书馆、体育场、实验室和食堂等配套，都是专家组和办学方必须看到的基础条件，也关系到学校能否持续运行。

当时西交大负责西浦具体筹办工作的吴军华记得，2005年3月，教育部专家组来苏州时，教学主楼还在打地基。专家们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向，也相信西安交通大学和利物浦大学有能力把事情办好，但仍然担心：办学条件建设耗资巨大，现场又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举办方靠什么帮助西浦解决这些问题，让学校真正运行起来？

高教区给出的一个明确答案，是开放共享。

朱晨倩说，当时区域的理念本身就是办学资源开放共享。图书馆、体育馆、宿舍等公共资源，可以为区内高校共同使用。对刚起步的西浦来说，这意味着它不必等一个完整封闭校园全部建好，才能开始办学。

一年后的2006年3月，教育部专家组再次来到苏州时，可以为西浦提供服务的教学楼和周边不少配套基础设施已经建起来了。吴军华说，这一年的变化，让专家看到了地方政府的效率、态度和决心，也让他们对西浦落地有了更多信心。

（图片说明：2006年3月，教育部专家组评审）

（图片说明：2006年，西浦第一教学楼，现在的基础楼在仁爱路上拔地而起）

对西浦来说，高教区的开放共享，为学校早期顺利运转提供了现实支撑。

“外挂招生办”和第一批学生

如果说教学楼、宿舍和公共资源解决的是“学校能不能开起来”，招生解决的则是另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学生从哪里来？

2006年，西浦获批设立的时间已经很晚。朱晨倩记得，当时利物浦方面一度倾向于第一年不招生，等到第二年再开始。但地方领导认为，既然已经获批，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哪怕学生不多，也要先把学办起来。

第一届学生后来有160多人。朱晨倩记得，其中不少是通过征集平行志愿招来的。那时，西浦还没有成熟的招生体系，教投公司后来所谓的“外挂招生办”也还没正式成立。参与西浦筹备的小团队只好临时上阵。

当时在教投公司的朱晨倩带上家属去了无锡。地点是在无锡考试院。他们拉了一个易拉宝，就在那里向现场的考生和家长介绍西浦。

最早出去宣传时，并不是直接讲专业、讲课程、讲升学。很多时候，要先解释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再介绍利物浦大学。那时，利物浦大学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甚至有家长听成“西安飞利浦”，问他们这个学校到底在哪里。

这样的场面，后来成了早期招生记忆里最有画面感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看到了这种现实困难，教投公司后来专门成立了“外挂招生办”。朱晨倩回忆，每到招生季，公司会派员工协助西浦到全国各地招生。从争取招生计划，到组织外出宣传，再到录取期间协调，这个“外挂招生办”几乎参与了早期招生的全过程。

为了帮助西浦打开知名度，高教办还把苏州市高考招生志愿填报咨询会争取到园区体育中心举办。教投公司在现场安排接驳车，有兴趣听西浦介绍、想去校园看看的家长和学生，就直接接到西浦现场。

朱晨倩后来记得，前几年出去宣传时，每次都讲得口干舌燥。要先讲中外合作办学，再讲两所母校，再讲西浦是什么。

大约学校成立七八年后，又有一年高招咨询会。她坐在咨询台前，看到有家长走过来，什么都不问，只把孩子的成绩拿出来：

“老师，这个分数能不能上？”

那一刻，她心里觉得：成了。

（图片说明：2018年，Drummond Bone爵士到访西浦。从左至右：Drummond Bone爵士教授、朱晨倩、席酉民教授）

从“西安飞利浦在哪里”，到“这个分数能不能上”，中间隔着的，是一所新大学被社会慢慢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也是一批地方工作人员和学校团队一场一场讲、一年一年跑出来的过程。

从西浦案例到校地合作模式

叶峰说，那场开到凌晨的会议，不只是帮西浦解决了一次具体问题，也为高教区后来探索校地合作创校机制留下了经验。这套机制的形成，离不开园区层面的协调服务，也离不开省、市各级支持。比如，当时规划面积仅有十平方公里的独墅湖高教区，还专门设立了独立公安分局。

高校来到独墅湖，不是签一个框架协议、给一栋楼就结束了。特别是在创办初期，如果地方缺位放任，只让学校自己解决所有问题，很多事情就很难推进。

后来，教投公司、高教办和科教创新区逐渐形成了一套服务新设学校的方式：公共资源开放共享，行政服务提前介入，高校协调员帮助处理政府沟通。西浦是这套模式中最早、也是地方投入精力最多的案例之一。

西浦不仅受益于独墅湖的开放共享和校地合作机制，也参与跑通了这套机制。

当学校能够自己往前走

对“天使董事会”而言，最好的结果并不是一直站在前台，而是让学校尽快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

叶峰说，地方搭台、高校办学、市场化运作，决定了这种早期孵化机制的使命：先把新学校扶上轨道，再逐步退出学校发展的前台，让大学进入自主发展阶段。

他原本以为，对于西交利物浦大学，地方这种早期孵化角色可能需要15年甚至20年才能逐步退后。但席酉民校长来到西浦后，在他和学校团队的持续推动下，学校很快进入发展快车道，这一过程的时间被压缩了一半，比预想中大大提前。

西浦本身有很好的基因：西安交通大学与利物浦大学强强合作，又落在苏州工业园区这个中新合作示范窗口里；席酉民校长的到来，使这些优势被更快激活。他的价值观与这所学校的发展基因“配在了一块”，推动西浦形成更强的自主发展能力。校地关系也由早期的地方扶持，逐渐转向更双向的互利共赢合作。

这也完成了“天使董事会”的闭环：在新大学还走不稳的时候扶一把；等它能走、能跑，再慢慢放手。

“现在西浦已经飞翔，她也必将为苏州和园区增添更大荣光。”叶峰说。

（记者：寇博  图片提供：朱晨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