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传统遇上金钱，新的现金收入对当地环境的可能影响

2021年10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对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了新的目标，强调了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需要面对的挑战和任务。2000年左右，中国出台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并佐以经济激励或补偿措施来推动大规模的生态恢复。

这样的补偿或激励措施，给当地的生计结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对生态恢复的目标有没有直接的帮助？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的助理教授肖凌云博士作为第一与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吕植教授作为通讯作者，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作为第二作者，围绕经济激励措施和中国的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联系开展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青藏高原地区的生态奖补和虫草是当地牧民目前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其中当地生态补偿金额多少与放牧压力没有显著关系，而虫草的收入和放牧强度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通过调研的方式，我们尝试了解可能影响当地家庭决定饲养畜群大小与结构的因素，和青藏高原地区牧民的生计结构，来判断和验证草原生态补偿方案对于减少放牧和恢复草地生态系统的作用，更准确的帮助制定和实行自上而下的环境保护政策。”吕植教授说。

生计结构改变

研究团队通过在7个社区的普查和与153户家庭的抽样访谈中，发现当地家庭的现金收入构成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虫草，政府生态补偿和买卖牲畜。

被访谈牧民家庭的年收入构成中，家庭的平均收入大约为53871元，其中虫草占据了大部分的收入来源，达到了32025元。

其中有70%的家庭表示在保障基本的生活基础上，已经不会通过牲畜的买卖来获得收益，并归因于青藏高原地区传统佛教价值观所推崇的“不滥杀无辜”信念，“但真实的原因可能还包括通过畜牧业致富越来越难。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各地，导致高原上高成本饲养的畜牧业产品在价格上难以取得竞争优势。”肖博士解释道。

而虫草与生态补偿这些额外的现金收入，恰恰就保障了当地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构成了当地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卖牦牛”的经济基础。

畜牧业提供的安全感难以取代

尽管虫草收入是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但并没有因此减少家庭的畜群大小，也没有减少当地的放牧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虫草的产量不能被保证，同时虫草价格也容易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导致虫草收入不能取代畜牧业，给当地家庭提供安全感。

“我们发现虫草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当地人的家畜数量，减少放牧压力，反而因为对虫草收入的担忧，牧民更希望通过增加牲畜的数量来保证收入的稳定性。”赵翔进一步解释说。

更好的沟通与更细致的补偿标准制定

同样的担忧也体现在政府给牧民发放的生态补偿上，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很多牧民不了解政府给予现金补偿的目的和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减畜禁牧等），以及对于补贴发放持续时间的不确定，都导致了生态补偿作为草地恢复的经济激励手段，其政策制定的初衷在很多地区并没有有效地传达给牧民。

“大部分地区的生态奖补发放，由于监管部门人力的局限性，没有办法真的做到按照减畜或禁牧等保护行为的实施，或草场的恢复成果来制定补偿标准。通常的做法是按照家庭草场大小，或者家庭人口数，来平均发放，以保证公平性。这样的生态奖补对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有帮助，但难以真的与政策制定的初衷——草原恢复这一目标挂钩。”肖凌云博士说。

文章给出了未来政策实施的具体建议，包括更有效的沟通，更科学的、与保护成效挂钩的补偿标准制定，和更精细、有针对性的补偿金额投放。

“比如说，在一些超载率高，而虫草收入低的村庄，可以更加集中地投入补偿。超载率本身不高的村庄发放补偿没有必要，而虫草收入高的村庄，相对微薄的补偿金额，又很难促成真正的减畜行为。”肖博士进一步说明。

养牛与养羊的不同意义

另外研究还发现畜牧业除了提供收入以外的安全感，两种当地主要的家畜——牦牛和绵羊，对牧民来说还有着不同的意义。如今当地的很多家庭，已经彻底放弃了养羊，而牦牛的数量，却不容易被其它生计方式取代。

“养牛对于牧民来说是更为安全稳固的储蓄，或是雪灾来临时的保险，而羊的角色更倾向于零钱。因为羊的生长速度更快，更容易被捕食或是受到雪灾环境的影响，需要付出更大的人力成本。因此相比养牦牛，养羊这种生计方式更容易被虫草替代，因为虫草实际是一种更快速高效地获取零钱的方式。”肖博士说。

肖博士表示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想要去评估现有现金补偿政策在当地实施的有效性，因为除了自然环境以外，外部政策与社会经济环境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的结果出人意料，更加体现了了解当地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其它形式的现金补偿，在实施时可能也需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避免造成与虫草收入类似的效果。”

“经济补偿项目需要引起各个政府的重视，同时要促进跨部门之间的合作，在各个部门之间都能够有一个整体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意识，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体现在各个部门的工作当中，注重整体协作。”吕植教授说。

“在政策推动的过程中，了解当地生计结构和价值观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能够保证更有目标性的政策设计与实施”，肖博士补充道。

点击此处阅读论文《When money meets tradition: How new cash incomes could be problematic for a vulnerable ecosystem》

记者：王璐谣

编辑：寇博

照片提供：肖凌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