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故事 | 在路上的西浦电影人

"阿梅和在上中学的女儿一起走回家，在楼道口碰到了在等她消息的丈夫，三个人没有对话，默默地进了屋。”

“妈妈去世多年后，长大的小女孩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家，手里拿着的玻璃罐妈妈曾经给她装过盐水，现在里面是真正的海水了。"

西交利物浦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大楼的电影院里，何林芷担任副导演和剪辑的《阿梅》，以及杨凯丽自编自导的《若道春风不解意》正在首映，这是每个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大四学生都要完成的毕业作品。

同样作为导演，杨凯丽和何林芷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都不尽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在专业上互相欣赏的好友，也成为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艺术家。

从“阴差阳错”到找到自己风格

杨凯丽从小就学习画画，刚进西浦的时候是冲着建筑系去的，但在大一时听说了刚刚招收第一届学生的影视艺术学院，她就凭直觉挑选了一个最感兴趣的专业，阴差阳错地进了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在选择这个专业之前，我甚至连剪辑软件都没有打开过。”凯丽说。

“我当时对影视都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了解，感觉就是去拍东西、拍故事。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些浪漫的东西，那些电影里和以前我自己有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产生了奇妙的连接。”

“可能有点矫情，比如说今天外面吹风的时候扬起一片叶子，风温温的也不是很热，我在那里坐着，可能有阳光，我心里就觉得这个时刻好浪漫。”

“那些让我觉得非常幸福的生活碎片，我发现好像可以在电影里表达出来，这非常迷人。”

这是凯丽拍片的初衷，她想表达自己内心觉得非常着迷的东西，更想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先定下要用什么样的题材去讲故事。

凯丽是云南人，她的作品都是在家乡取景，她喜欢拍带点风土人情的故事，而且剧本多以小孩子为主角。“我小时候在奶奶家所在的村子里有很多回忆，但因为太过久远，现在回忆起童年会产生一些很奇妙的、像梦境一样的场景，这和我对于电影的感受非常契合。”

“而且小孩子有一些行为，不需要像大人一样去解释为什么，他心里想着一件事，他就去做了。”

“就像我拍的《银鱼》里，那个小男孩心里喜欢那个小女孩，他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但是小女孩说‘我要去洱海，洱海有一种鱼叫银鱼’，小男孩就半夜离家要去找银鱼给她，这种行为我觉得很单纯、很动人。“

《银鱼》是凯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是她从“小白”开始向专业导演转型的第一步。当时有一场夜戏，通告单上写的时间是半夜一点半到两点，但已经到了两点还没开始拍，凯丽觉得那是最后一次拍夜戏的机会，必须要把必要的镜头拍了再休息。剧组里的灯光师是外面请的专业老师，尽管让做什么还是会做，但能看出有点不满。凯丽是第一次当导演，要操心的事情太多，那天晚上累得很难受，也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情。

杀青那天开庆功宴，来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庆祝，大家唱着云南特有的敬酒歌，都挺高兴。最后剩下几个主创人员时，负责摄制组的学长讲起拍夜戏那天的事，原来在凯丽坐在离田野很远的地方看着监视器、要求必须拍完时，田野里的灯光师和其他摄制组成员已经非常累了，甚至不耐烦地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是学长安抚了他们，瞒着凯丽扛下了这件事。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坐在监视器前说想要什么，根本就没注意到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他们在幕后悄悄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凯丽回去哭了好久，一晚上没睡着，但也对导演这个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导演不光是要做好创作，作为一个片子的核心人物，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要考虑到剧组其他人的想法，而不是只关注自己想实现什么。”

《银鱼》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剧情和技术都有待提高，但很多老师同学看了之后，都觉得风格很明显。“老师跟我说，能找到自己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我开始觉得自己是有天赋做导演的。”

之后拍的《My Town 我的家乡》和《若道春风不解意》，凯丽也都保持了自己风格，做导演这件事她也越来越游刃有余，调度演员、控场收音、调整剧本……连一向不怎么发朋友圈的爸爸都被拍摄现场专业的氛围感染，群演期间一天能发十条朋友圈，全都是片场花絮视频。

（图为《若道春风不解意》拍摄现场。）

“他还会在饭局上跟朋友们说：‘你们别看电视剧里旁边什么都没有，其实后面全都是人！我女儿是导演，我可是演过戏的，五米之外全都是那些杂物器材……’我妈也会问片子拍完了在哪上映之类的问题。”凯丽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看到我在做喜欢事情，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就很开心，我也觉得这条路没有走错。”

抓住救命稻草，然后更要努力探索

何林芷刚进西浦的时候选的就是建筑系，这是她父母帮她做的决定，“他们认识建筑行业的人，可能觉得我也学这个的话毕业后能帮到我。”

何林芷成绩很好，老师也说她有天赋，“但我就是不喜欢，我没办法把它当做终身事业来做。”

“我想做导演，从小就对拍片子感兴趣。我想拍一些能触动人内心的东西，可能是电影，可能是一部剧集，我希望别人看完能说‘我深有同感’或者‘我能体会到你要表达什么’。”

专业课之余，小何在学校的市场与交流办公室做摄影助理的实习工作。“那段时间就特别割裂：每天工作的时候做着喜欢的事，我觉得很快乐；但是工作结束一到建筑楼，我整个人就不行了。”

有天半夜两点，小何一个人从外面走回宿舍区所在的文星广场，爬到草坪上躺着，喘不上来气。她脑子很清醒——理智告诉她这样不好，但就是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做，也不想回去。她用最后的力气给同学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同学陪她去医院，小何确诊为中度抑郁。

“其实那之前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精神有很多问题了，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那时候大二已经开学许久，想要转专业需要gap一年重修。这一年时间，小何一边实习一边和爸妈沟通，她把自身的情况告诉爸妈，给他们看自己的作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因为没有长性才要离开建筑，我可以学好建筑，但我更想学影视制作。”

一年后，小何如愿以偿，成为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大二学生。这是她第一次“反抗”父母、完全凭自己做出的决定，从这一步迈开了以后，一切都变得顺利起来。

转到梦寐以求的专业，是兴奋和焦虑并存。小何想着：噢终于来了，这个专业好啊，让我们大展宏图，让我们为了电影事业而奋斗！“我几乎加了每个同学的微信！我觉得他们都好厉害，想和他们做朋友。”看到身边各种优秀的人，小何更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想不出剧本很焦虑，剧本想得不好很焦虑，没钱拍片更焦虑……总之就是给自己很大压力。忙起来反而好很多，一旦开始拍摄，我就会容光焕发。”

（图为《阿梅》拍摄现场。）

在小何看来，拍电影不是一个纯理论或者纯实践的事情，作为导演，也要看很多电影、做研究。“很多大导演他首先是个影迷。”最忙碌的四月一个月，小何也坚持看了29部电影，“我在豆瓣上的观影记录才1400部，感觉还是不够。”

她喜欢看老电影，对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历史尤其感兴趣，她的毕业论文也与此有关，研究的是香港六十年代张彻及李翰祥的电影。

“你要是聊这个我可不困了啊。”提起研究，小何兴奋地语速加快，“在符号学的角度也可以把电影归为是一种广泛的为人所知的语言，不论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电影，等于是把电影放进了一个白话的、通俗化的现代主义框架下，让电影可以和大众进行沟通交流。”

“以视觉文化研究为范式，我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探究香港城市文化与电影语言的关系。”

如果有可能的话，小何甚至想做一个独立研究者。“我还是挺喜欢研究的，当然拍片、剪片也有热情。但我不喜欢太‘板正’的搞法，现在我很想挑战新的、实验性的、甚至有点奇怪的东西。”

殊途同归，年轻的导演们还在路上

凯丽为了投青年电影节，把《若道春风不解意》重新剪辑了一下，小何帮她做了后期的一级校色、解决了很多剪辑上的技术参数问题。凯丽已经拿到了格拉斯哥大学、金斯顿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的offer，准备多做些作品投电影节，再申请伦敦电影学院和伦敦艺术大学看看；小何还是想做研究，她准备再多跟跟剧组、多看些片子，冲一冲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研究生。有机会的话，她俩也想合作再拍一部短片。

“影视行业不好混的，尤其女性导演又比较少，想要被更多人认可，就要多出去看一看，多经历一些事情，让自己更有底气。”这是凯丽和小何反复提到的。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路，但是我最热爱的，所以不管是走直线还是曲线，有了目标和方向，就义无反顾地向前冲吧。”凯丽说。

（记者：胡秋辰 李雯祯 摄影：王彦晔 其他图片提供：何林芷 杨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