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用野生动物禁令必要且恰当，未来该如何？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上，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共商地球生灵的未来。本世纪，有100万物种面临着灭绝风险，而此次大会旨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制定一个具有雄心的新计划。东道国中国已在“碳中和”和生态红线划定方面做出了承诺和表率。其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推行了其近年来最激进、影响最深远的措施之一。

此次疫情提示了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可能给人类健康造成的巨大隐患。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降低人畜共患病毒向人类传播的几率，中国于2020年2月发布了禁令，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和相关的交易。该政策不仅打击了非法贸易和偷猎，还取缔了以食用为目的的蛇、竹鼠等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养殖和出售购买。

禁令之下，人们仍可食用养殖技术成熟、健康风险较低的个别物种。该禁令不适用于鱼类等野生水生物种，也不包含药用、皮毛等其他饲养用途。

有批评人士认为，相较于“一刀切”的禁令，加强监管、有序退出是更好的选择，既能保障从业人的一定利益，又能减少对人类的健康隐患。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需要针对野生动物交易的有效监管。我们发表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的研究表明，中国现有关于野生动物交易法律法规的有效性远远不足。

因此，禁令虽然短期有效，但必须着眼未来，循证更新法律法规。

2020年的禁令旨在弥补现存法律的漏洞，例如《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现在正在修订中，上次修订时间为2016年。该法律有一套复杂的野生动物交易许可证制度，对野生动物交易进行监管。在禁令之前，不论作何用途，只要获得许可就可以合法地养殖并交易大多数野生动物。

令人不安的是，并没有一个科学框架来规定哪些物种可以养殖、可以交易，哪些不可以。这意味着，即便某些动物携带人畜共患病毒，或是野生数量正在减少，人们仍然可以钻法律漏洞，进行合法养殖和交易。而林业、市场、农业等负责监管野生动植物交易的政府部门之间也缺乏合作。

2018年初，为帮助乡村脱贫减贫，中国政府开始推动野生动物养殖。国家提供贷款，国内电视节目也报道农民饲养野生动物的成功案例，以吸引更多人加入该行业。2017至2019年间，国家级和省级政府授予的野生动物交易养殖许可证数量足足翻了三倍。但同期，非法狩猎、交易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也在增加，这说明这样的法律系统对于控制非法交易的效力是有限的。

依法授予的许可证也问题重重。我们查看了2001至2020年间由国家级和省级林业局颁发的13121份许可证，共涉及254种物种出于不同目的的合法交易，其中69种——包括蒙面果子狸、马鹿和普通秃鹰——已确定为至少一种人畜共患病的可能宿主或载体。

禁令颁布前，法律规定的检疫程序也同样存在问题。法律要求，所有野生动物在进入市场前都要进行检疫，但官方规定的检疫标准流程却极不全面。一些类似家畜的野生动物，如野猪，可以根据家猪的流程进行操作，但对竹鼠、棕榈果子狸和豪猪等其他广泛交易的物种，却没有任何规定。

禁令之下，人们只能养殖少数几种野生动物，具体取决于是否存在检疫标准、养殖技术能否带来效益、以及对野生种群和人类是否足够安全。

为了未来安全管控野生动物交易，必须以最新科学为依据，制定针对不同物种的检疫程序。为减少对人类健康威胁、保护野生动物，也应通过植入芯片等方式，对合法养殖的动物进行许可和追踪。国内外的政府部门、养殖者、贸易商之间须加强合作。

此外，减少国内食用野生动物的需求也十分重要。尽管新冠疫情凸显了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潜在风险，但在医药、宠物等其他涉及野生动物交易和养殖的领域，也应当推广这种观点。

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改进野生动物交易的管理方式，这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尤其是面临相似状况的发展中国家，制定合理政策提供了宝贵信息和参考。

本文作者为：肖凌云（西交利物浦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和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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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韩香音 编辑：张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