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2日
2024年04月10日
冯长春老师，北京大学博雅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也是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与开发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自然资源部国土规划与开发创新团队负责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位。长期从事城镇化、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经济与房地产发展、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村镇建设规划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与规划实践工作。他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村镇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等多项重大项目，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国家科技计划突出贡献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研究”等多个重点和面上项目，获得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30多项、专利6项，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主编和参编著作和教材18部。另外他也先后主持和参加了不同层级的城乡与区域规划项目，完成了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战略、城镇体系、土地利用、城市总体和乡村建设等规划。
跨区人员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生活成本、就业及收入水平等问题紧密关联，总体来说还是沿海城市、发达地区的吸引力较高。逐步放开后，疫情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区域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信息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和配置需要有效的利益协调，这不仅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也受到体制机制的影响。我们在北京和深圳分别成立了未来城市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发展状况，从交通、环境、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可以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主要在环境治理、交通一体化以及定期的协调某种程度机制等方面，但涉及各地自身利益问题时常产生矛盾，比如北京上游的河北张家口、承德等地被划入生态保护区，这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协调好各方权利和利益，仍然需要先理顺体制机制的问题，才能统一配置要素以促进协同发展。 大数据有助于分析城市和区域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但目前确实还存在一些难点：（1）目前大多数据没有公开，且其中的产权关系、数据的可靠性和获取成本等问题也有待解决。高校研究经费有限，如何在平衡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共享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过当前一些网络公司也在寻求外部合作，我们去年开始与百度搜索合作了几个专题研究，计划在未来定期发布研究成果。（2）数据提供部门之间仍然存在壁垒，一些数据往往归属不同部门，合作时同样需要与多部门商议协作才能解决问题。
政府层面是重视区域协同发展的，也建立了一些协调机制，目前各城市间的交通联系也日益紧密，但具体实施和管理仍难以落实到位，区域整体性的协同仍然没有形成。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健全的组织架构和法律法规是协同合作的重要保障。协同发展不能仅停留在战略层面的合作协议签订、定期协作机制等，必须要从国土空间规划或城市群区域的角度，共同研究制定立法，协商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二、区域协同须关注合作的利益分享与各自贡献。合作园区就是一种可行的协同发展模式，一方贡献土地、空间等资源，另一方则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并通过投资获得收益，同时又为地方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而引进的企业、技术经过本地化之后逐渐扩散形成产业链，又能进一步推动地方发展。苏州工业园区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中新合作应运而生，北京和周边城市也正在以合作园区的形式探索协同发展新路径。 三、发展规划要从环境、经济和产业等多方面考虑，将整个区域或流域的上中下游结合起来，在协同治理环境的前提下，挖掘协同发展经济的新渠道。比如，尽管环境协同治理的要求限制了张家口的污染企业，但是冬奥会又为冰雪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而张家口缺乏投资相关产业的实力，便需要北京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城市群中，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发展势头较好，但还有待提升。京津冀在交通、环境治理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政治力量的推动力较大，但在整体推进措施之前应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预测与规划，并进行系统性规划设计，避免出现类似于 “煤改气”过程中气源供给跟不上，农村居民冬季取暖难以保障的问题。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小，但也有研究表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对周边带动作用较小，未来仍需加强协同体制机制的建立，增强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扩散效应。未来长三角区域应从都市圈和城市群两个空间层次出发逐步协同推进发展，以苏州为例，可先与无锡、常州等城市间合作形成都市圈，再从更高层次的长三角城市群角度考虑协同发展。
站在规划师的角度应该做的是站在整体系统的视角去研究划分区域功能格局，以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碳排放，同时还需考虑以「人」为核心，顾及社会的包容性。
从规划的角度，我们一般是从生态系统、人居环境、空间结构以及人的活动等方面着手，目前一些研究从减排和增汇的角度对城市、区域进行分析测算，探索碳汇功能提升的途径。朴世龙院士曾计算得出，80年代中国的陆地生态系统能抵消30%左右的工业碳排放，但由于碳汇增速远小于碳排放增速，2010年之后该比例下降到7-15%左右。从全国省市来看，经过方精云院士团队的测算发现云南省基本处于碳中和碳平衡状态了。有研究认为：青海省作为巨大的碳汇盈余地，正在积极开展生态补偿碳交易，探索了生态补偿的新路径。
作为规划师，我们要从系统的视角去研究和划分区域功能格局，以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碳排放，当然，同时也需考虑人类活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所划定的“三区三线”[1]能够减少对生态系统环境的破坏，但要想实现减排增汇的目标，还需要关注以下三点：第一，国土空间规划层面要注重生产、生活、生态复合功能的利用。在增加碳汇碳储的同时，还要适当发展经济，比如我国陕西秦岭地区的山地，作为保护区的同时可以发展猕猴桃、苹果等林果业，发挥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第二，城市层面要关注城市绿地的碳汇能力提升路径。城市内众多产业发展带来许多碳排放，但是大型湿地、公园等也有较大的碳汇碳储功能。未来如何提升他们的碳汇能力，并通过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达到碳中和，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第三，具体规划编制层面，要基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再从城市职能、定位、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等方面综合分析后作出规划。雄安新区在这方面是一个优秀案例，它引入了“海绵城市”的理念，利用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汇聚并吸收雨水，下渗到土壤中，让城市变得更低碳也更有韧性了。
图1 雄安新区“海绵城市”建设
图片来源：冯教授提供
图2 具有碳储碳汇功能的城市绿地
图片来源：unsplah
我们知道“零碳”建设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还面临着成本较高的挑战。尽管政府给了多项补贴，但毕竟财政资金有限，需要多方筹措资金，多主体参与，制定建设低碳社区的行动方案。从不同尺度来看，还有不同的挑战：
第一，社区层面，高成本的低碳建筑改造很难推广，尤其在农村地区。西建大一个设计团队对某农村地区老旧建筑进行低碳改造，主要是更换可以隔热保温的新材料、改造屋顶、隔断空间等。改造成本约1000元每平方米，这对于普通的农村就很难负担。我们也曾去湖南农村调研污水处理问题，并计划在每家建立一个简单的污水处理池，而当地便提出改造成本不宜高于3000元，否则很难推广。所以说，成本效益问题是影响低碳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二，城市层面，重视生态环境效应的同时要让各项建设符合人的尺度。例如某城市新区按照 “公园城市”建设，在生态环境提升和绿色发展方面颇有成效，水系和绿化及景观设计都挺好，但由于开敞空间比较大，加之湖区、水系、湿地的分割，各功能区布局不够紧凑，过大的空间尺度，人的活动没有公共交通的支撑就比较困难。
第三，区域层面，中小城市收缩导致大量房屋空置、土地闲置，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同时增加了碳排放，不利于减碳目标的实现。
未来城市规划建设要避免大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中小城市过度收缩的现象。首先，从区域格局划分方面，可以采用2000年我提出的“点、圈、群、轴、带”[2]的思路，城镇联动，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其次，在规划一个城市的定位、职能时，不能光考虑城市内部，要站在宏观角度，从国土空间、区域规划层面考虑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衔接和均衡配置。最后，还是要秉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谋求内生性发展动力，推动低碳技术改进，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强调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角度出发，同时还要以人为核心，考虑人的活动（包括生活、工作）和社会的包容性。在社区层面，生态绿化系统可以和人的健身锻炼、休闲游乐活动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包容性社区，也增强了社区的活力和凝聚力。在城市层面，可以采用自然解决方案增强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比如城市防洪排涝的问题。江西赣州老城的“福寿沟”排水系统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设计者按照“福寿”两个篆字修建了排水沟渠，并将沟渠与城市中的自然水塘连接起来，形成了兼具储水和排水功能的“福寿沟”系统。夏季暴雨来临时，河流水位上涨，利用地形的自然高差，雨水就近排入池塘中蓄积起来，城市不会受淹；汛期过后，河流水位下降，池塘水位高于河流，水压自动将闸门冲开，雨水慢慢流出去，这使得城市具有很好的洪涝韧性。现在大多数城市都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所以也可以考虑把雨水排放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结合起来，形成一些绿色空间，即蓝绿网络系统。平日让它发挥绿色景观、碳汇碳储和降温保湿等作用，雨时起到城市防洪排涝等防灾减灾多功能作用。
图3 清代同治年间绘制的福寿沟图
图片来源：引自刘芳义《赣州市城乡建设志》[3]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往往聚焦于小范围空间，实际上我们还应从宏观的规划角度思考，并将人的活动、经济产业纳入其中。以我曾经主持的潍坊市的一个新区规划为例，新区成立之前，该区域发展较为落后，有一个水库，其周边的一些乡村被划入生态经济发展区之中。考虑到水库是水源地，保护当先，发展第二，我们就做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从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思考，提出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即，以人为本，以水为源，以绿为基，以文为魂，以产为力，以城为核的指导思想，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文化教育、休闲康养和食品加工等四个功能，规划布局了五大空间板块：水库上游周边环绕湿地、基于绿色生态理念在水库西边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利用该地区的道教文化等古迹，在水库东边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旅游区，农副产品、食品加工业放在水库下游园区内，水库下游建新城，发展教育、康养和健康产业，规划实施效果很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西边是有机农业、东边是文化旅游、上游湿地公园、下游城市和产业的空间新格局，新区发展得很快。这是把生态自然解决方案纳入城市新区规划的例子，未来也可以将这种理念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园区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
图4 潍坊市峡山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从城市韧性的角度来看，城市更新中容量和密度的问题，粗放式利用和过度开发都不合适。政策需要避免“一刀切”，深刻理解人、地、房、钱的来源和关系，考虑各地差异并因地制宜。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际上是要求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粗放式利用和过度开发都不合适。目前大城市的土地利用相对较为集约，但小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资源存在浪费，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均宅基地面积达400多平方米。针对这种土地利用不均衡的问题，我们团队曾经研究了“人地钱”挂钩政策[4]，在农村建设适宜面积的房屋，再将农村剩余的土地指标逐步释放给城市。并通过土地综合整治，保障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促进集约利用的同时也解决了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对于城市更新中容量和密度的问题，容积率调整的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管理者、开发商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南方的一些大城市的老城区、城中村，建筑密度大，更新改造成本高，拆迁补偿费用高，往往通过提高容积率来平衡成本，开发商也希望尽可能高的容积率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但是不能盲目提高容积率，把容积率和密度提得过高，会对人居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图5 深圳市水围村改造前（左）后（右）
图片来源：谷德设计网[5]
尽管城市建筑密度相对较大，但也需要严格遵守日照、通风、气候环境条件等标准要求。随着居民日益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开发项目的建筑密度过大也难以吸引购买者，反而可能导致楼盘滞销。在此情况下，未来要破解单一项目容积率奖励有限的困境，可以考虑在一个更大片区中来统筹，使土地的效益达到最大化的同时，综合考虑环境和生活等多方面要求。
其次，从人居环境需求的角度来看，要以人为核心进行城市更新。在改造前可以先评估下现有建筑物的结构和安全性，再做决策。深圳、广州的一些城中村原有建筑层数高，建筑拆迁成本大，房屋成新度比较高，可以采用微更新模式，完善配套设施，改善住区环境，提升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一些学者也认为，城中村能解决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提升周边的公共设施、完善功能比拆除更有意义。但还有一些建筑确实是危房，周边各项设施、环境又很差，还是需要进行拆除重建，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因此，政策推行不能“一刀切”，全国各地发展程度各异，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环境情况也有所不同，还是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城市更新方式。
目前的城市更新由于补偿成本高导致拆迁难度比较大，开发商参与的积极性也有影响。之前北京采取“拆一建三安二”的做法，也就是拆一平米能够建三平米，容积率提升了，但是要分两平米用于安置原来的居民，这样很多开发商不愿意参与其中。目前有一种解决方式是共有产权住房政策[6]，比如说这个项目部分资金由政府负担，其相应比例的产权份额也归政府，政府可用土地补贴给开发商作为股份。共有产权住房的价格相对低一些，比如开发商原本定价为12万元/平方米，其成本降低之后可以定价为8万元/平方米。这样既满足消费者住房需求，又满足了开发企业的利益需求，有助于推动改造。
从政策引导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国企主导的还是私企参与的城市更新，关键问题都在于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原先的土地开发模式是征收农村土地，变为国有土地，拆迁之后可进行一级开发。由于土地出让金比较高可以用来解决安置问题，资金很容易达成平衡。被征收的土地可以抵押给银行并获得贷款，资金用以进行一级开发，开发完成以后把土地收储，到了土地储备中心以后，再通过招拍挂推向市场，开发商通过竞标拿土地，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来解决开发中的资金问题。后来政策变了，银行从金融风险方面考量说不允许土地抵押了，所以开发过程中资金链断了，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更新会遇到资金困难的原因。因此如何去获得资金去推动更新，还是要让政策具有延续性，要建立一个法律的保障机制。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发行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作为城市更新资金募集方式，通过经营创造一些长期收益项目（如酒店），从而形成资金循环。国内现在进入存量和增量并存的时代，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还是先需要厘清不同主体和需求市场之间的关系，并对人、地、房、钱的来源分析透彻了，再去做城市更新。
[1] “三区”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三线”分别对应在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
[2] “点”指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圈”指大都市圈；“群”指城市群，即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形成由若干个大、中、小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城镇集聚而成的城镇群体；“轴”主要是指铁路、公路、水运、海运几种交通运输线路，沟通城市间联系和促进城镇发展；“带”指沿着交通轴线发展工业和城镇的地带，以及由“点”“群”进一步发展形成的城镇密集分布的城镇带。
[3] 赣州市博物馆，2022，赣州古城系列丨福寿沟 https://mp.weixin.qq.com/s/1hZXxp9FC-0E2pXTibyKZw
[4] 具体是指：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5] DOFFICE.水围柠檬人才公寓[OL].(2017-12-15) [2023-04-24]. https://www.gooood.cn/lm-youth-community-china-by-doffice.htm
[6]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组织建设单位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制使用范围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GUEST
冯长春教授
冯长春老师，北京大学博雅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未来城市实验室主任，也是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与开发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自然资源部国土规划与开发创新团队负责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位。长期从事城镇化、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经济与房地产发展、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村镇建设规划等领域的教学、科研与规划实践工作。他先后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村镇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等多项重大项目，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国家科技计划突出贡献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研究”等多个重点和面上项目，获得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30多项、专利6项，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主编和参编著作和教材18部。另外他也先后主持和参加了不同层级的城乡与区域规划项目，完成了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战略、城镇体系、土地利用、城市总体和乡村建设等规划。
1.协同应对气候与疫情危机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趋势，新冠疫情也曾让跨地区人员流动遇到不少难题，您认为区域间要素流动的关键难点是什么？如何能让大数据分析更好地助力协同发展？
跨区人员流动与城市经济发展、生活成本、就业及收入水平等问题紧密关联，总体来说还是沿海城市、发达地区的吸引力较高。逐步放开后，疫情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区域间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信息数据等要素的流动和配置需要有效的利益协调，这不仅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也受到体制机制的影响。我们在北京和深圳分别成立了未来城市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发展状况，从交通、环境、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可以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主要在环境治理、交通一体化以及定期的协调某种程度机制等方面，但涉及各地自身利益问题时常产生矛盾，比如北京上游的河北张家口、承德等地被划入生态保护区，这一定程度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协调好各方权利和利益，仍然需要先理顺体制机制的问题，才能统一配置要素以促进协同发展。
大数据有助于分析城市和区域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但目前确实还存在一些难点：（1）目前大多数据没有公开，且其中的产权关系、数据的可靠性和获取成本等问题也有待解决。高校研究经费有限，如何在平衡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共享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过当前一些网络公司也在寻求外部合作，我们去年开始与百度搜索合作了几个专题研究，计划在未来定期发布研究成果。（2）数据提供部门之间仍然存在壁垒，一些数据往往归属不同部门，合作时同样需要与多部门商议协作才能解决问题。
2.区域协同发展在具体实施层面往往因为利益、责任或产权问题存在障碍，您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可否举例说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经验启示？
政府层面是重视区域协同发展的，也建立了一些协调机制，目前各城市间的交通联系也日益紧密，但具体实施和管理仍难以落实到位，区域整体性的协同仍然没有形成。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健全的组织架构和法律法规是协同合作的重要保障。协同发展不能仅停留在战略层面的合作协议签订、定期协作机制等，必须要从国土空间规划或城市群区域的角度，共同研究制定立法，协商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二、区域协同须关注合作的利益分享与各自贡献。合作园区就是一种可行的协同发展模式，一方贡献土地、空间等资源，另一方则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并通过投资获得收益，同时又为地方提供就业机会和税收。而引进的企业、技术经过本地化之后逐渐扩散形成产业链，又能进一步推动地方发展。苏州工业园区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中新合作应运而生，北京和周边城市也正在以合作园区的形式探索协同发展新路径。
三、发展规划要从环境、经济和产业等多方面考虑，将整个区域或流域的上中下游结合起来，在协同治理环境的前提下，挖掘协同发展经济的新渠道。比如，尽管环境协同治理的要求限制了张家口的污染企业，但是冬奥会又为冰雪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而张家口缺乏投资相关产业的实力，便需要北京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城市群中，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发展势头较好，但还有待提升。京津冀在交通、环境治理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政治力量的推动力较大，但在整体推进措施之前应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预测与规划，并进行系统性规划设计，避免出现类似于 “煤改气”过程中气源供给跟不上，农村居民冬季取暖难以保障的问题。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小，但也有研究表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对周边带动作用较小，未来仍需加强协同体制机制的建立，增强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和扩散效应。未来长三角区域应从都市圈和城市群两个空间层次出发逐步协同推进发展，以苏州为例，可先与无锡、常州等城市间合作形成都市圈，再从更高层次的长三角城市群角度考虑协同发展。
站在规划师的角度应该做的是站在整体系统的视角去研究划分区域功能格局，以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碳排放，同时还需考虑以「人」为核心，顾及社会的包容性。
3.减排降碳常常与能源、工业、交通或建设领域联系紧密，从城市和区域规划的角度，我们应该怎样实现减排增汇的目标？作为规划师，我们能在哪些方面做出贡献？
从规划的角度，我们一般是从生态系统、人居环境、空间结构以及人的活动等方面着手，目前一些研究从减排和增汇的角度对城市、区域进行分析测算，探索碳汇功能提升的途径。朴世龙院士曾计算得出，80年代中国的陆地生态系统能抵消30%左右的工业碳排放，但由于碳汇增速远小于碳排放增速，2010年之后该比例下降到7-15%左右。从全国省市来看，经过方精云院士团队的测算发现云南省基本处于碳中和碳平衡状态了。有研究认为：青海省作为巨大的碳汇盈余地，正在积极开展生态补偿碳交易，探索了生态补偿的新路径。
作为规划师，我们要从系统的视角去研究和划分区域功能格局，以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碳排放，当然，同时也需考虑人类活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所划定的“三区三线”[1]能够减少对生态系统环境的破坏，但要想实现减排增汇的目标，还需要关注以下三点：第一，国土空间规划层面要注重生产、生活、生态复合功能的利用。在增加碳汇碳储的同时，还要适当发展经济，比如我国陕西秦岭地区的山地，作为保护区的同时可以发展猕猴桃、苹果等林果业，发挥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第二，城市层面要关注城市绿地的碳汇能力提升路径。城市内众多产业发展带来许多碳排放，但是大型湿地、公园等也有较大的碳汇碳储功能。未来如何提升他们的碳汇能力，并通过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达到碳中和，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第三，具体规划编制层面，要基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再从城市职能、定位、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等方面综合分析后作出规划。雄安新区在这方面是一个优秀案例，它引入了“海绵城市”的理念，利用透水铺装、下凹式绿地等汇聚并吸收雨水，下渗到土壤中，让城市变得更低碳也更有韧性了。
图1 雄安新区“海绵城市”建设
图片来源：冯教授提供
图2 具有碳储碳汇功能的城市绿地
图片来源：unsplah
4.从社区、城市到区域，在不同尺度下践行“低碳”、“零碳”，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您认为目前有哪些问题需要思考？未来的规划思路是什么？
我们知道“零碳”建设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还面临着成本较高的挑战。尽管政府给了多项补贴，但毕竟财政资金有限，需要多方筹措资金，多主体参与，制定建设低碳社区的行动方案。从不同尺度来看，还有不同的挑战：
第一，社区层面，高成本的低碳建筑改造很难推广，尤其在农村地区。西建大一个设计团队对某农村地区老旧建筑进行低碳改造，主要是更换可以隔热保温的新材料、改造屋顶、隔断空间等。改造成本约1000元每平方米，这对于普通的农村就很难负担。我们也曾去湖南农村调研污水处理问题，并计划在每家建立一个简单的污水处理池，而当地便提出改造成本不宜高于3000元，否则很难推广。所以说，成本效益问题是影响低碳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二，城市层面，重视生态环境效应的同时要让各项建设符合人的尺度。例如某城市新区按照 “公园城市”建设，在生态环境提升和绿色发展方面颇有成效，水系和绿化及景观设计都挺好，但由于开敞空间比较大，加之湖区、水系、湿地的分割，各功能区布局不够紧凑，过大的空间尺度，人的活动没有公共交通的支撑就比较困难。
第三，区域层面，中小城市收缩导致大量房屋空置、土地闲置，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同时增加了碳排放，不利于减碳目标的实现。
未来城市规划建设要避免大城市规模过度扩张，中小城市过度收缩的现象。首先，从区域格局划分方面，可以采用2000年我提出的“点、圈、群、轴、带”[2]的思路，城镇联动，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其次，在规划一个城市的定位、职能时，不能光考虑城市内部，要站在宏观角度，从国土空间、区域规划层面考虑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衔接和均衡配置。最后，还是要秉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谋求内生性发展动力，推动低碳技术改进，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
5.您把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解释为“受自然启发、受自然支持，并实施自然的行动”。这种理念怎样与规划实践相结合，在“人为”的行动中把握“自然”的原则？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强调从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角度出发，同时还要以人为核心，考虑人的活动（包括生活、工作）和社会的包容性。在社区层面，生态绿化系统可以和人的健身锻炼、休闲游乐活动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包容性社区，也增强了社区的活力和凝聚力。在城市层面，可以采用自然解决方案增强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比如城市防洪排涝的问题。江西赣州老城的“福寿沟”排水系统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设计者按照“福寿”两个篆字修建了排水沟渠，并将沟渠与城市中的自然水塘连接起来，形成了兼具储水和排水功能的“福寿沟”系统。夏季暴雨来临时，河流水位上涨，利用地形的自然高差，雨水就近排入池塘中蓄积起来，城市不会受淹；汛期过后，河流水位下降，池塘水位高于河流，水压自动将闸门冲开，雨水慢慢流出去，这使得城市具有很好的洪涝韧性。现在大多数城市都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所以也可以考虑把雨水排放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结合起来，形成一些绿色空间，即蓝绿网络系统。平日让它发挥绿色景观、碳汇碳储和降温保湿等作用，雨时起到城市防洪排涝等防灾减灾多功能作用。
图3 清代同治年间绘制的福寿沟图
图片来源：引自刘芳义《赣州市城乡建设志》[3]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往往聚焦于小范围空间，实际上我们还应从宏观的规划角度思考，并将人的活动、经济产业纳入其中。以我曾经主持的潍坊市的一个新区规划为例，新区成立之前，该区域发展较为落后，有一个水库，其周边的一些乡村被划入生态经济发展区之中。考虑到水库是水源地，保护当先，发展第二，我们就做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从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系统综合思考，提出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即，以人为本，以水为源，以绿为基，以文为魂，以产为力，以城为核的指导思想，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文化教育、休闲康养和食品加工等四个功能，规划布局了五大空间板块：水库上游周边环绕湿地、基于绿色生态理念在水库西边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利用该地区的道教文化等古迹，在水库东边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旅游区，农副产品、食品加工业放在水库下游园区内，水库下游建新城，发展教育、康养和健康产业，规划实施效果很好，取得了良好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形成西边是有机农业、东边是文化旅游、上游湿地公园、下游城市和产业的空间新格局，新区发展得很快。这是把生态自然解决方案纳入城市新区规划的例子，未来也可以将这种理念与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园区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
图4 潍坊市峡山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图片来源：冯教授提供
从城市韧性的角度来看，城市更新中容量和密度的问题，粗放式利用和过度开发都不合适。政策需要避免“一刀切”，深刻理解人、地、房、钱的来源和关系，考虑各地差异并因地制宜。
6.土地作为稀缺资源，我国十分重视节约集约利用的理念，而当下城市更新正面临“拆改留“向“留改拆”的重要转变，如何看待高密度高强度发展对城市承载力的各种影响？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际上是要求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粗放式利用和过度开发都不合适。目前大城市的土地利用相对较为集约，但小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资源存在浪费，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均宅基地面积达400多平方米。针对这种土地利用不均衡的问题，我们团队曾经研究了“人地钱”挂钩政策[4]，在农村建设适宜面积的房屋，再将农村剩余的土地指标逐步释放给城市。并通过土地综合整治，保障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促进集约利用的同时也解决了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
对于城市更新中容量和密度的问题，容积率调整的背后实际上是城市管理者、开发商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南方的一些大城市的老城区、城中村，建筑密度大，更新改造成本高，拆迁补偿费用高，往往通过提高容积率来平衡成本，开发商也希望尽可能高的容积率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但是不能盲目提高容积率，把容积率和密度提得过高，会对人居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图5 深圳市水围村改造前（左）后（右）
图片来源：谷德设计网[5]
尽管城市建筑密度相对较大，但也需要严格遵守日照、通风、气候环境条件等标准要求。随着居民日益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开发项目的建筑密度过大也难以吸引购买者，反而可能导致楼盘滞销。在此情况下，未来要破解单一项目容积率奖励有限的困境，可以考虑在一个更大片区中来统筹，使土地的效益达到最大化的同时，综合考虑环境和生活等多方面要求。
其次，从人居环境需求的角度来看，要以人为核心进行城市更新。在改造前可以先评估下现有建筑物的结构和安全性，再做决策。深圳、广州的一些城中村原有建筑层数高，建筑拆迁成本大，房屋成新度比较高，可以采用微更新模式，完善配套设施，改善住区环境，提升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一些学者也认为，城中村能解决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提升周边的公共设施、完善功能比拆除更有意义。但还有一些建筑确实是危房，周边各项设施、环境又很差，还是需要进行拆除重建，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因此，政策推行不能“一刀切”，全国各地发展程度各异，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环境情况也有所不同，还是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城市更新方式。
7.您认为在城市更新中，应如何充分撬动社会资源和资本参与，以满足居民对高质量人居环境的需求？
目前的城市更新由于补偿成本高导致拆迁难度比较大，开发商参与的积极性也有影响。之前北京采取“拆一建三安二”的做法，也就是拆一平米能够建三平米，容积率提升了，但是要分两平米用于安置原来的居民，这样很多开发商不愿意参与其中。目前有一种解决方式是共有产权住房政策[6]，比如说这个项目部分资金由政府负担，其相应比例的产权份额也归政府，政府可用土地补贴给开发商作为股份。共有产权住房的价格相对低一些，比如开发商原本定价为12万元/平方米，其成本降低之后可以定价为8万元/平方米。这样既满足消费者住房需求，又满足了开发企业的利益需求，有助于推动改造。
从政策引导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国企主导的还是私企参与的城市更新，关键问题都在于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原先的土地开发模式是征收农村土地，变为国有土地，拆迁之后可进行一级开发。由于土地出让金比较高可以用来解决安置问题，资金很容易达成平衡。被征收的土地可以抵押给银行并获得贷款，资金用以进行一级开发，开发完成以后把土地收储，到了土地储备中心以后，再通过招拍挂推向市场，开发商通过竞标拿土地，通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来解决开发中的资金问题。后来政策变了，银行从金融风险方面考量说不允许土地抵押了，所以开发过程中资金链断了，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更新会遇到资金困难的原因。因此如何去获得资金去推动更新，还是要让政策具有延续性，要建立一个法律的保障机制。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发行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作为城市更新资金募集方式，通过经营创造一些长期收益项目（如酒店），从而形成资金循环。国内现在进入存量和增量并存的时代，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还是先需要厘清不同主体和需求市场之间的关系，并对人、地、房、钱的来源分析透彻了，再去做城市更新。
[1] “三区”是指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三线”分别对应在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
[2] “点”指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圈”指大都市圈；“群”指城市群，即在经济比较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形成由若干个大、中、小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城镇集聚而成的城镇群体；“轴”主要是指铁路、公路、水运、海运几种交通运输线路，沟通城市间联系和促进城镇发展；“带”指沿着交通轴线发展工业和城镇的地带，以及由“点”“群”进一步发展形成的城镇密集分布的城镇带。
[3] 赣州市博物馆，2022，赣州古城系列丨福寿沟 https://mp.weixin.qq.com/s/1hZXxp9FC-0E2pXTibyKZw
[4] 具体是指：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5] DOFFICE.水围柠檬人才公寓[OL].(2017-12-15) [2023-04-24]. https://www.gooood.cn/lm-youth-community-china-by-doffice.htm
[6]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组织建设单位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制使用范围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