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22日
2024年04月10日
Mark Boyle教授是利物浦大学赫塞尔廷公共政策实践与场所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汇集了政策决策者和实践者的专业知识，以支持城市和区域更新过程中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利物浦地区。
Boyle教授是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他的研究聚焦于城市研究和城市政策。2017年，他被评为过去20年全世界在地理和城市研究方面最具成果的50位学者之一。同时，他还是Taylor and Francis杂志《空间与政治》的主编。
目前赫塞尔廷研究所正在积极开展COVID-19相关研究：即赫塞尔廷研究所政策简报。新冠疫情是利物浦地区当代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政策挑战之一。我们集结了校内和整个利物浦地区的专业力量，与利物浦市区联合管理局在知识与最佳案例传播、专业知识转化方面进行合作，以减缓目前的健康危机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后续影响, 从而帮助城市区域更好地重建。
赫塞尔廷研究所政策简报 详见：https://www.liverpool.ac.uk/heseltine-institute/co…
毫无疑问COVID-19将会改变世界。此前没有任何一场危机能影响到全球80亿人口，涉及每一个经济部门、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国家——英国首相已被确诊，目前正在重症监护中（注：采访日期4月8日），在这场灾害中无人能够幸免。这是一项重要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并将定义新一代的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
与此同时，认为COVID-19只是一个暂时的波动时期，而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如常，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想法。它要求全世界对现今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即追求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和发展可持续性。一个小小的病毒向我们展现了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实际上是多么脆弱。我们亟需改变现今做事的方式。
我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包括处理健康危机，恢复社会秩序，和尽快复工复产。但是，从中吸取教训也很重要，一旦度过最初的危机和紧急情况，就需要考虑建设更具韧性的经济和城市。
联合国《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谈到要更好地恢复和更好地重建。这应该被视作世界发展前进所遵循的箴言。我们需要积极地面对COVID-19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还要保证在面对COVID-20、COVID-21或其他重大自然、人为灾害时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所面临的威胁正在增加，过去一生一次的事件现在可能会在十年内发生三次!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图片来源：https://www.undrr.org/
利物浦这样的城市，与英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伦敦）相比，在面对危机时还没有足够的韧性。我们在去工业化后的复兴与恢复计划中只走了一段路——地区在全英“多重剥夺指数（衡量地区相对贫困水平的指标）”中排名靠前；而人口健康水平较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也更为落后。COVID-19无情地利用了我们的弱点，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进行更好地重建。该如何解释“更好地重建”呢？
英国多重剥夺指数（2019） 图片来源： https://www.gov.uk/guidance/english-indices-of-dep…
“韧性”的概念是减少灾害风险的核心。但建立韧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学术界与业界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框架在塑造韧性构建策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政策之后又会被解读与落实。我用“弹性政治”一词来指代在面对灾难及潜在风险、危害的背景下，因关于如何建立韧性的不同观点而导致的不同后果。在以增强韧性的名义重建城市时，城市领导者们需要认识到，他们正在为自己努力创造的未来做出政治选择。
有四种关于韧性的定义被广泛使用：它们之间虽不相互排斥，但是其关注点各不相同：
(1) 稳健性：关注系统能够吸收并继续有效工作的冲击量，优先考虑加强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2) 恢复力：关注系统在遭受冲击后恢复到稳定的初始平衡状态的能力，优先考虑帮助系统更快愈合和修复的解决方案
(3) 改革性：关注系统在受到冲击后适应和进化使之比以往更加强大的能力，优先考虑在同一政治制度规范下进行改革
(4) 重建力：关注系统在受到冲击后进行彻底重新配置的必要性，优先考虑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唯一持久的解决方案
每种定义适用于不同的“弹性政治”情境。显然，在不同的地方背景下，稳健性、恢复力、改革性和重建力都有其优缺点。我们需要慎重选择我们将要遵循的路径。
一个关于自然灾害存在的普遍误区是——人们之所以成为高危人群是因为他们正好不幸出生在世界上极端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地区。实际上，尽管自然灾害的暴露程度是一项重要因素，追根溯源，是人们处在的社会将其置于更大的风险中。因此，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案，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使人们在面对灾害事件中变得脆弱的社会问题。公式：风险（Risk） = 灾害（Hazard）×脆弱性（Vulnerability） （R = H×V） 已成为灾害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利物浦大学目前正在资助赫塞尔廷研究所开展经济脆弱性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城市中哪些行业、社区、家庭和地区最容易受到COVID-19带来的城市衰退和经济冲击的影响。此项研究采用了联合国大学关于“脆弱性”的定义。
联合国大学以上述公式为基础，将脆弱性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1) 易感性：谁是弱势群体，并且所受影响最大
(2) 应对力：一旦受到影响，是否有重新恢复的能力
(3) 提前适应力：当面向未来时，时刻作好自我保护的准备
根据联合国大学的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进程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易感性、应对力及提前适应能力。
以利物浦为例，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它吸引了众多游客，因此零售和酒店业也成为了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估计它们需要长时间去复苏，这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非常脆弱。利物浦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了，那些原本就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现在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就业竞争将比以前更加激烈。
同时，我们还担心供应链的中断——企业能否采购所需的供应品和零部件，以便正常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此外，利物浦在全英“多重剥夺指数”中排名靠前的事实让我们对贫困问题尤为担心。假如人们收入水平较低及享有资源有限（储蓄、财富等），那么一段时间的失业对他们个人和家庭来说，都将是极大的不幸。
面对重重问题，遭受新冠疫情只是所有困难中的一部分。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可以激发创业精神并推动经济增长，消除数十亿的贫困。但同时市场经济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资本主义正在制造巨大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在许多国家中以政治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英国“脱欧”运动的兴起。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Trump（美国）、Hofer（奥地利）、Wilders（荷兰）、Hoffer/Kurz（奥地利）、Orbán（匈牙利）、Le Pen（法国）、Bolsonaro（巴西）、Syriza（希腊）、Podemos （西班牙）等人的观念？ 正如我们的气候和生态危机所揭示的那样，全球经济也正在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我认为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意识到，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生存下去，它需要尽快结束现今发展模式，而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更清洁的增长方式将是未来的关键。他们开始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讨论。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美国在20世纪40 – 60年代已开始考虑公司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而不局限于股东所受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衡量一家公司成功的标准应是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而不仅仅是股东所获得的回报和利润。
摩根大通一名前常务董事John Fullerton谈到了“再生资本主义”。与前述概念一致，它强调让资本主义模仿世界生态系统运作，而不是跨越这些系统，并试图建立一个与环境和人类需求相协调的体系。
“基础经济（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意味着当城市回归基本要素时，必须保障一定数量的就业支撑以确保城市的运转。这些工作通常不会是光鲜亮丽，或对上层阶级有特别吸引力的。而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功能和经济活动。其中包括超市、物流、医院、社会保障和社会关怀等行业。
当我们隔离在家时，这些关键工作者们（医疗保健、教育或警察等重要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工作。当下已开始显示出基础经济应有的样子，并使我们认识到在紧急危机中维持城市运转所需的所有基本元素。我希望这次危机过后，人们会更加尊重基础经济和关键工作者，也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酬劳及回报。
当前，我们把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但新冠肺炎将会给人们的精神健康带来长期的损害。隔离在家的人群，在高危环境工作的关键人员，以及独居在家的老年人口都极易产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有一天会暴露。
封锁隔离无疑是一场关于人们心理健康的战争，它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抑郁，压力、神经衰弱等现象的产生。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药物滥用、酗酒和吸毒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家庭暴力的激增，人们被隔离在家后，会将面对经济、护理负担的压力进一步施加给自己的家人。
从本质上讲，在找到治愈方法或疫苗之前，人们将被迫与COVID-19共存——这意味着即使知道有潜在危及生命的东西存在，但医疗专业人员和药物却没有能力去拯救你。诚然，保持社交距离、核酸检测、病例追踪与跟踪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但却不能完全消除风险。
人们需要社交，当彼此隔离时，这种基本的人类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网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新冠肺炎精神卫生问题将是世界面临的巨大健康挑战。一旦社会重复秩序，我们应立即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否则它将困扰我们的未来。
为有效恢复社会秩序和更好地重建，必须直面并解决当前的精神健康危机，这就需要提高规划人员、决策者和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是把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心理学通常被定义为对人类思想的科学研究。心理治疗通过建立个人的适应力来应对不良的心理状态，包括认知行为疗法、正念、冥想、谈话疗法、锻炼、饮食调理、节欲、睡眠和药物治疗等方法。我相信，每一种治疗方法在帮助人们应对COVID-19方面都有其关键作用。学院派心理学有可能使“心理治疗必须针对思维中的异常情况”这一想法合法化。但事实上，个人化心理疗法在任何政治制度环境下也都能发挥一定作用。
如果我们把目前的心理健康危机看作是由社会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就可以逐渐接近一系列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应对心理健康危机时，有必要“修复”整个经济、社会和城市环境以及在其中遭受痛苦的个体。
在《城市与灵魂(City and Soul)》一书中，美国荣格精神分析师、城市学家James Hillman有一句名言:“要改变自己，就要改变你的城市。”只有通过改变我们城市运作的组织原则，才有可能创造出有益于社会的空间和保护生态，从而在结构上发挥治疗作用，并赋予其生命力。
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场所营造传统——它可以利用社区中已经存在的强大知识资源，找到一种方法来将这些知识潜能发挥出来；尊重人们对他们所处环境状况及造成其原因的认知分析，重视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和想法，考虑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支持由规划师、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及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共同制定、共同管理及共同实施的政策措施。
很显然，计算机数据分析在应对COVID-19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技术来绘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地图，也可以使用手机数据来提醒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群。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模拟疾病的未来扩散。联系人追踪也是功能强大的新工具，可以对疫情有所帮助。
但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在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框架下，智能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已经催生了这样一种技术，它的配置不仅为商业数据采集器的利益服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存在监管不足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智能技术本身，而是因为该技术受到非常特殊的政治制度动力的支持和约束——即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商业模式是在几乎没有法律监管或道德监督的情况下，从个人关联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积累。
计算机化的数据驱动解决方案本质上是良性的。一切都取决于数据市场的政治构成，以及数据所有权和分享机制的体系架构。特别是取决于如何设计，规范和管理这些内容，以及考虑它们是否获得了社会许可。
我们需要问到，健康计划人员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建立和管理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从而使公民能够在以民主、道德、社会许可为基础，并保持持续的公众信任的环境下，更加充分地受益于强大的数据革命？
我们需要让数据民主化，建立一个规章制度，决定谁有权分享数据，谁有数据所有权，谁可以靠数据盈利，以及谁可以为了某些特定目的使用数据。
COVID-19期间，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以紧急情况为掩护的数据使用和滥用情况。我怀疑在这场危机过后，将会有很多关于这些数据使用的民主合法性的问责。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革命是否能帮助我们在这场疫情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将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出的重要社会和政治选择。
很幸运的是，在疫情开始流行之前，利物浦地区正在积极构建一个高效能的数据生态系统。赫塞尔廷研究所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我们的“健康检查”涵盖三个方面：
制定基本框架所需的治理、管理、道德和监管方面的安排（治理和管理，公共利益治理：为公民建设智慧城市，数据道德管理）
• 作为集成生态系统基础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挑战（建立开放数据生态系统并促进互操作性，投资数据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数据安全性，数据可视化）
• 数据驱动型生态系统所需的资源、财务和经济问题考量（融资模型和采购，成本效益分析）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利物浦地区数据治理领域最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开拓性的利物浦城市数据合作社（CDC）。CDC是由8个国民保健署（NHS）信托基金、利物浦临床调试小组以及4个高等教育机构（利物浦大学，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和知山大学）组成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开发一个综合性的数据和数字创新设施，以支持卫生技术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并提供对相关数据的安全访问，同时巩固公众对数据使用方式的信任。
图片来源：https://www.liverpool.ac.uk/heseltine-institute/
数据治理中的责任由当选的成员来维护，从而在“信任的范围内”为公众提供保障，且尽可能使用可信赖的国家基础设施。当地社区与NHS分析师、数据科学家和卫生技术工程师合作，共同寻找改善医疗保健和福祉的新方法；而公民陪审团则负责裁定哪些数据集可以共享以及哪些需要保密。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CDC还将向具备特定计算机数据分析能力的私人市场参与者开放公共部门数据集。
我们希望CDC的建立将有助于克服利物浦碎片化的数据现状，且事实显示它已经对疫情响应有所帮助。一旦在卫生和社会关怀方面得以有效实施，它希望可以进一步将这种数据共享模式复制到交通、气候、环境和住房领域中。如果一个城市最终能够建立起所有这些数据集的合集，那将大有裨益。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们使用交通工具的习惯、居住分布、健康状况以及就医次数。另一方面也会对整个城市的规划和管理产生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最基本的目标是确保将技术和大数据用于创造公共利益，并使公民能够将定义公共利益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期嘉宾
MARK BOYLE 教授
Mark Boyle教授是利物浦大学赫塞尔廷公共政策实践与场所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汇集了政策决策者和实践者的专业知识，以支持城市和区域更新过程中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利物浦地区。
Boyle教授是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他的研究聚焦于城市研究和城市政策。2017年，他被评为过去20年全世界在地理和城市研究方面最具成果的50位学者之一。同时，他还是Taylor and Francis杂志《空间与政治》的主编。
一、新冠疫情现已成为一场全球危机，需要各国采取密集的应对措施。当下我们为什么要以未来为导向，尽早开始思考“后疫情时期”的发展策略？
目前赫塞尔廷研究所正在积极开展COVID-19相关研究：即赫塞尔廷研究所政策简报。新冠疫情是利物浦地区当代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公共政策挑战之一。我们集结了校内和整个利物浦地区的专业力量，与利物浦市区联合管理局在知识与最佳案例传播、专业知识转化方面进行合作，以减缓目前的健康危机及其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后续影响, 从而帮助城市区域更好地重建。
赫塞尔廷研究所政策简报
详见：https://www.liverpool.ac.uk/heseltine-institute/co…
毫无疑问COVID-19将会改变世界。此前没有任何一场危机能影响到全球80亿人口，涉及每一个经济部门、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国家——英国首相已被确诊，目前正在重症监护中（注：采访日期4月8日），在这场灾害中无人能够幸免。这是一项重要的世界性历史事件，并将定义新一代的公共政策和城市政策。
与此同时，认为COVID-19只是一个暂时的波动时期，而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如常，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想法。它要求全世界对现今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即追求世界经济可持续性和发展可持续性。一个小小的病毒向我们展现了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实际上是多么脆弱。我们亟需改变现今做事的方式。
我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包括处理健康危机，恢复社会秩序，和尽快复工复产。但是，从中吸取教训也很重要，一旦度过最初的危机和紧急情况，就需要考虑建设更具韧性的经济和城市。
联合国《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谈到要更好地恢复和更好地重建。这应该被视作世界发展前进所遵循的箴言。我们需要积极地面对COVID-19及其带来的后续影响，还要保证在面对COVID-20、COVID-21或其他重大自然、人为灾害时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所面临的威胁正在增加，过去一生一次的事件现在可能会在十年内发生三次!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目标
图片来源：https://www.undrr.org/
二、当前对于城市韧性的理解已不仅仅停留在帮助城市系统实现内部平衡之上，那么在后工业时期，要实现快速而持久的城市恢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利物浦这样的城市，与英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伦敦）相比，在面对危机时还没有足够的韧性。我们在去工业化后的复兴与恢复计划中只走了一段路——地区在全英“多重剥夺指数（衡量地区相对贫困水平的指标）”中排名靠前；而人口健康水平较全国其他地方相比也更为落后。COVID-19无情地利用了我们的弱点，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进行更好地重建。该如何解释“更好地重建”呢？
英国多重剥夺指数（2019）
图片来源： https://www.gov.uk/guidance/english-indices-of-dep…
“韧性”的概念是减少灾害风险的核心。但建立韧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学术界与业界对它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框架在塑造韧性构建策略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政策之后又会被解读与落实。我用“弹性政治”一词来指代在面对灾难及潜在风险、危害的背景下，因关于如何建立韧性的不同观点而导致的不同后果。在以增强韧性的名义重建城市时，城市领导者们需要认识到，他们正在为自己努力创造的未来做出政治选择。
有四种关于韧性的定义被广泛使用：它们之间虽不相互排斥，但是其关注点各不相同：
(1) 稳健性：关注系统能够吸收并继续有效工作的冲击量，优先考虑加强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2) 恢复力：关注系统在遭受冲击后恢复到稳定的初始平衡状态的能力，优先考虑帮助系统更快愈合和修复的解决方案
(3) 改革性：关注系统在受到冲击后适应和进化使之比以往更加强大的能力，优先考虑在同一政治制度规范下进行改革
(4) 重建力：关注系统在受到冲击后进行彻底重新配置的必要性，优先考虑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唯一持久的解决方案
每种定义适用于不同的“弹性政治”情境。显然，在不同的地方背景下，稳健性、恢复力、改革性和重建力都有其优缺点。我们需要慎重选择我们将要遵循的路径。
三、如何识别城市经济的脆弱点，在使之恢复平衡方面，需要关注哪些关键领域？
一个关于自然灾害存在的普遍误区是——人们之所以成为高危人群是因为他们正好不幸出生在世界上极端自然灾害最频发的地区。实际上，尽管自然灾害的暴露程度是一项重要因素，追根溯源，是人们处在的社会将其置于更大的风险中。因此，自然灾害的应对方案，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使人们在面对灾害事件中变得脆弱的社会问题。公式：风险（Risk） = 灾害（Hazard）×脆弱性（Vulnerability） （R = H×V） 已成为灾害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利物浦大学目前正在资助赫塞尔廷研究所开展经济脆弱性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城市中哪些行业、社区、家庭和地区最容易受到COVID-19带来的城市衰退和经济冲击的影响。此项研究采用了联合国大学关于“脆弱性”的定义。
联合国大学以上述公式为基础，将脆弱性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1) 易感性：谁是弱势群体，并且所受影响最大
(2) 应对力：一旦受到影响，是否有重新恢复的能力
(3) 提前适应力：当面向未来时，时刻作好自我保护的准备
根据联合国大学的研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进程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易感性、应对力及提前适应能力。
以利物浦为例，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它吸引了众多游客，因此零售和酒店业也成为了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估计它们需要长时间去复苏，这也使我们的城市变得非常脆弱。利物浦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了，那些原本就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现在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就业竞争将比以前更加激烈。
同时，我们还担心供应链的中断——企业能否采购所需的供应品和零部件，以便正常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此外，利物浦在全英“多重剥夺指数”中排名靠前的事实让我们对贫困问题尤为担心。假如人们收入水平较低及享有资源有限（储蓄、财富等），那么一段时间的失业对他们个人和家庭来说，都将是极大的不幸。
面对重重问题，遭受新冠疫情只是所有困难中的一部分。
四、2020年1月份，世界经济论坛于成立50周年之际发布了一份关于恢复性和伦理资本主义的新版《达沃斯宣言》。在此背景下，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到“关键工作者 （KEY WORKER）”和“基础经济（FOUNDATION ECONOMY）”在增强城市韧性中的重要性？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可以激发创业精神并推动经济增长，消除数十亿的贫困。但同时市场经济也面临着诸多问题。资本主义正在制造巨大的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在许多国家中以政治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英国“脱欧”运动的兴起。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Trump（美国）、Hofer（奥地利）、Wilders（荷兰）、Hoffer/Kurz（奥地利）、Orbán（匈牙利）、Le Pen（法国）、Bolsonaro（巴西）、Syriza（希腊）、Podemos （西班牙）等人的观念？ 正如我们的气候和生态危机所揭示的那样，全球经济也正在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我认为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意识到，如果资本主义要继续生存下去，它需要尽快结束现今发展模式，而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更清洁的增长方式将是未来的关键。他们开始把“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来讨论。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美国在20世纪40 – 60年代已开始考虑公司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而不局限于股东所受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衡量一家公司成功的标准应是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而不仅仅是股东所获得的回报和利润。
摩根大通一名前常务董事John Fullerton谈到了“再生资本主义”。与前述概念一致，它强调让资本主义模仿世界生态系统运作，而不是跨越这些系统，并试图建立一个与环境和人类需求相协调的体系。
“基础经济（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意味着当城市回归基本要素时，必须保障一定数量的就业支撑以确保城市的运转。这些工作通常不会是光鲜亮丽，或对上层阶级有特别吸引力的。而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服务、功能和经济活动。其中包括超市、物流、医院、社会保障和社会关怀等行业。
当我们隔离在家时，这些关键工作者们（医疗保健、教育或警察等重要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工作。当下已开始显示出基础经济应有的样子，并使我们认识到在紧急危机中维持城市运转所需的所有基本元素。我希望这次危机过后，人们会更加尊重基础经济和关键工作者，也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酬劳及回报。
五、此次疫情给公众的心理健康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如何利用城市心理学来降低公共卫生风险，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当前，我们把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但新冠肺炎将会给人们的精神健康带来长期的损害。隔离在家的人群，在高危环境工作的关键人员，以及独居在家的老年人口都极易产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有一天会暴露。
封锁隔离无疑是一场关于人们心理健康的战争，它加剧了人们的焦虑，抑郁，压力、神经衰弱等现象的产生。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药物滥用、酗酒和吸毒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家庭暴力的激增，人们被隔离在家后，会将面对经济、护理负担的压力进一步施加给自己的家人。
从本质上讲，在找到治愈方法或疫苗之前，人们将被迫与COVID-19共存——这意味着即使知道有潜在危及生命的东西存在，但医疗专业人员和药物却没有能力去拯救你。诚然，保持社交距离、核酸检测、病例追踪与跟踪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但却不能完全消除风险。
人们需要社交，当彼此隔离时，这种基本的人类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网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不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新冠肺炎精神卫生问题将是世界面临的巨大健康挑战。一旦社会重复秩序，我们应立即采取措施妥善应对，否则它将困扰我们的未来。
六、场所营造与公共卫生预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英国规划系统在这方面提供了什么有益借鉴?
为有效恢复社会秩序和更好地重建，必须直面并解决当前的精神健康危机，这就需要提高规划人员、决策者和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是把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心理学通常被定义为对人类思想的科学研究。心理治疗通过建立个人的适应力来应对不良的心理状态，包括认知行为疗法、正念、冥想、谈话疗法、锻炼、饮食调理、节欲、睡眠和药物治疗等方法。我相信，每一种治疗方法在帮助人们应对COVID-19方面都有其关键作用。学院派心理学有可能使“心理治疗必须针对思维中的异常情况”这一想法合法化。但事实上，个人化心理疗法在任何政治制度环境下也都能发挥一定作用。
如果我们把目前的心理健康危机看作是由社会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就可以逐渐接近一系列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应对心理健康危机时，有必要“修复”整个经济、社会和城市环境以及在其中遭受痛苦的个体。
在《城市与灵魂(City and Soul)》一书中，美国荣格精神分析师、城市学家James Hillman有一句名言:“要改变自己，就要改变你的城市。”只有通过改变我们城市运作的组织原则，才有可能创造出有益于社会的空间和保护生态，从而在结构上发挥治疗作用，并赋予其生命力。
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场所营造传统——它可以利用社区中已经存在的强大知识资源，找到一种方法来将这些知识潜能发挥出来；尊重人们对他们所处环境状况及造成其原因的认知分析，重视他们所关心的事物和想法，考虑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并支持由规划师、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及他们所服务的社区共同制定、共同管理及共同实施的政策措施。
七. 国际上看，大数据和智慧治理工具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信息传递与改善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为什么我们在此还要同时关注大数据管理的伦理问题?
很显然，计算机数据分析在应对COVID-19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技术来绘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地图，也可以使用手机数据来提醒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群。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模拟疾病的未来扩散。联系人追踪也是功能强大的新工具，可以对疫情有所帮助。
但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在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框架下，智能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已经催生了这样一种技术，它的配置不仅为商业数据采集器的利益服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存在监管不足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智能技术本身，而是因为该技术受到非常特殊的政治制度动力的支持和约束——即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商业模式是在几乎没有法律监管或道德监督的情况下，从个人关联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积累。
计算机化的数据驱动解决方案本质上是良性的。一切都取决于数据市场的政治构成，以及数据所有权和分享机制的体系架构。特别是取决于如何设计，规范和管理这些内容，以及考虑它们是否获得了社会许可。
我们需要问到，健康计划人员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建立和管理接触者追踪应用程序，从而使公民能够在以民主、道德、社会许可为基础，并保持持续的公众信任的环境下，更加充分地受益于强大的数据革命？
我们需要让数据民主化，建立一个规章制度，决定谁有权分享数据，谁有数据所有权，谁可以靠数据盈利，以及谁可以为了某些特定目的使用数据。
COVID-19期间，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以紧急情况为掩护的数据使用和滥用情况。我怀疑在这场危机过后，将会有很多关于这些数据使用的民主合法性的问责。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革命是否能帮助我们在这场疫情中更好地保护自己，将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出的重要社会和政治选择。
八. 一个高效能的数据生态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对城市数据系统的现状进行“健康检查”?
很幸运的是，在疫情开始流行之前，利物浦地区正在积极构建一个高效能的数据生态系统。赫塞尔廷研究所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我们的“健康检查”涵盖三个方面：
制定基本框架所需的治理、管理、道德和监管方面的安排（治理和管理，公共利益治理：为公民建设智慧城市，数据道德管理）
• 作为集成生态系统基础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挑战（建立开放数据生态系统并促进互操作性，投资数据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数据安全性，数据可视化）
• 数据驱动型生态系统所需的资源、财务和经济问题考量（融资模型和采购，成本效益分析）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利物浦地区数据治理领域最重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开拓性的利物浦城市数据合作社（CDC）。CDC是由8个国民保健署（NHS）信托基金、利物浦临床调试小组以及4个高等教育机构（利物浦大学，利物浦热带医学学院，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和知山大学）组成的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开发一个综合性的数据和数字创新设施，以支持卫生技术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并提供对相关数据的安全访问，同时巩固公众对数据使用方式的信任。
图片来源：https://www.liverpool.ac.uk/heseltine-institute/
数据治理中的责任由当选的成员来维护，从而在“信任的范围内”为公众提供保障，且尽可能使用可信赖的国家基础设施。当地社区与NHS分析师、数据科学家和卫生技术工程师合作，共同寻找改善医疗保健和福祉的新方法；而公民陪审团则负责裁定哪些数据集可以共享以及哪些需要保密。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CDC还将向具备特定计算机数据分析能力的私人市场参与者开放公共部门数据集。
我们希望CDC的建立将有助于克服利物浦碎片化的数据现状，且事实显示它已经对疫情响应有所帮助。一旦在卫生和社会关怀方面得以有效实施，它希望可以进一步将这种数据共享模式复制到交通、气候、环境和住房领域中。如果一个城市最终能够建立起所有这些数据集的合集，那将大有裨益。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们使用交通工具的习惯、居住分布、健康状况以及就医次数。另一方面也会对整个城市的规划和管理产生很大的帮助。
当然，我们最基本的目标是确保将技术和大数据用于创造公共利益，并使公民能够将定义公共利益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